反對施政「向左走」？

行政長官梁振英最新一份施政報告，推出了大量補助基層的措施，如「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把關愛基金項目恒常化等，政府的經常性開支預計會因此增加200億元。

解「轉左」衝擊 要做好諮詢

梁振英「大手筆」扶貧，不難理解。他在傳統「左右政治」上的定位，從來都是處於較左的位置，即主張政府出手干預社會及經濟活動、實行財富再分配。

不過，香港處於政治光譜較右的一邊，崇尚自由經濟、相信競爭、人人均應自食其力。市民對施政報告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反響，背後反映的便是這種「左」和「右」的碰撞：這份施政報告實際上就是想把「右」的香港向「左」拉。

這種「左」和「右」的對立，要調和其實很困難（事實上，過去一個世紀各國的政治，就是由這種對立塑造出來）。因此，梁振英如想減少由施政報告引起的矛盾，便需要「打定底」，先進行一系列的政治工程：開誠布公地提出藍圖做好諮詢，問問市民是否同意加大力度扶貧，即使同意，新措施的扶貧形式、力度又是如何？可惜在官民未建立共識前，梁振英便貿然「轉左」，群情自然洶湧。

左右困獸鬥 內部有微言

更糟的是，香港的管治聯盟內部，似乎也對「轉左」有微言。港府的建制派盟友自由黨和經民聯先後表示，施政報告着重扶貧，忽略金融、中產及中小企，對此表示失望。

在外國，類似自由黨和經民聯的右派政黨，根本就不會與梁振英一類的左派人士結盟。不過，本港的政治主軸是「泛民 Vs 親中」，兩者才有可能「陰差陽錯」地成為政治盟友。其實，基於「左」和「右」觀念的南轅北轍，筆者真的很懷疑，當施政報告內的建議真的遞上立法會申請撥款時，上述兩黨是否真的會投下贊成票？

再看執政班子內部。一般相信，在問責官員中，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均較崇尚「小政府、大市場」和自由經濟，和梁振英的施政理念有別。

根據新力量網絡《2014年度香港特區政府管治評估報告》，特首在組班之時，缺乏像西方民主國家政黨般的政治人才庫，而只能夠依賴特首的個人網絡、名聲和往績，從前屆政府官員、公務員隊伍、工商界、專業界等不同界別中拉雜成軍，問責官員之間因此必然缺乏共同理念及工作默契。官員間唯一的共同點，可能便是為中央所接受，至於在意識形態上是左、中、右派，根本無關重要。

香港矛盾 豈止親中泛民

當然，曾俊華並不會公開和梁振英打對台，但誰人能確保他不會從財政預算案的技術細節着手，暗地嘗試壓制福利開支的增長？

這次施政報告被衝得人仰馬翻，究其原因，乃是港府低估了階級政治的重要性。本港的政治，早已不是簡單的「泛民 Vs 親中」，「左」和「右」的矛盾在社會早已遍地開花，甚至在管治聯盟的內部、執政班子成員之間。

樂觀一點來看，施政報告將「左」和「右」重新帶到本港政治的幕前，也許，這是一個契機，全港市民可以藉此來一場大辯論，決定香港是轉軚「向左走」還是繼續「向右走」。

與狼共桌示好 何不實事求是

路姆西被改名成路福西，熱潮仍未冷卻。是次原為全球的慈善活動，每售出一隻毛公仔，便捐出10元作助學籌款之用。誤打誤撞之下，路姆西現已成為新社運英雄，發洩對「狼英」的不滿。

大打溫情牌 反被改圖圍攻

上星期，社民連向特首梁振英怒丟路姆西後，狼公仔隨即聲名大噪。網民更為這顆「社運新星」開設Facebook專頁，舉辦創意攝影大賽，短短的一星期內，已有近5萬人次「讚好」。

無疑，網民將路姆西，看成反梁的象徵，看成新社運神獸，發洩對政府的憤怒；相反，建制派當然大唱反調，直斥網民的行為是反智的，是做政治騷，是「小學雞」所為，反而對社會的怒氣隻字不提。

面對群情洶湧的情況，梁振英反其道而行，以「與狼共桌」為題，一邊大讚港人創意無限，一邊大打溫情牌，試圖洗脫「小器」的形象。結果亦逃不過網民的圍攻，迅速瘋狂改圖，痛斥路姆西被「抽水」的命運。

路姆西迅速被「捧紅」，為新社運英雄，原因顯而易見。剛公布的民調顯示，梁振英的支持淨值再創新低，跌至負46個百分比。上任1年半內，最令市民難忘的，是低民望，是誠信危機，是施政失當。

委任政壇變色龍 與民為敵

遠的不談，上月發生的電視發牌風波，到今時今日，仍然欠社會一個合理的交代。官員被蛋擊中，立即嚴正厲詞，依法追究，錯失政治人物展露胸襟的機會。甚至委任有「政壇變色龍」之稱，泛民與建制派兩邊不討好的人，出任新聞統籌專員，被指公然與民為敵。

面對做事不講道理、錯判形勢、用人失當的政府，市民除了將憤怒轉移到可憐的路姆西，怒丟同屬「狼種」的毛公仔，亦別無他法。

更令人沮喪的是，原以為政改方案能帶來希望，日後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諮詢時偏偏強調「有商有量，實現普選」，但字裏行間，左一句「必須按基本法進行」，右一句「提委會的組成是八九不離十」，篩選的味道愈來愈濃。

再加上，親北京人士不斷放風，表示提委會須具廣泛代表性，考慮均衡參與等原則，不能以一人一票選出，意味公民提名的願望是不可能實現。面對一個又一個的期望落差，市民的怒火怎不愈燒愈熱呢？

路姆西包含的是，對現屆政府的不滿，對政制的失望，但亦帶有改變現況的希望。這點政府當然明白，亦清楚知道市民的期望，但除了「與狼共桌」外，政府何不做點實事回應訴求呢？

無民主無電視睇 一語成讖

免費電視牌照風波，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彷彿聽不到民意；立法會內，在功能組別的保駕護航下，則再次上演「功能組別推翻主流民意」的劇目。很有可能，這會令港府在即將進行的政改諮詢中，受到更多的責難。

市民手中無票 無奈接受表決

事情發展至今，民意相當清晰。市民反對政府以行會保密制作擋箭牌，不滿「一籃子」及「六頁紙」的不合理解釋。整件事上，市民看到的是「公義」、「合理交代」、「施政透明」等問題。建制派雖然無不狠批政府，但卻繼續保駕護航，將是次要求運用特權法，看成「奪權」、「挑戰保密協議」、「打擊行政主導」，當然自動歸邊，反對議案。

市民明白，地區直選已經「夠票」通過特權法，所以轉向功能組別議員埋手，由「公民拘捕」到包圍立法會，甚至當遇上建制派的功能組別議員，定必高呼「票債票償」、「無恥」等，施加壓力。

可惜的是，在「功能組別不代表我」的情況下，手中無票的普通市民不能以選票作出懲罰，除了喊至聲嘶力竭，亦無任何方法挑戰現有制度，只能「無奈」接受立法會的表決結果。
更令人覺得沮喪的是，特區政府的處理這件事的態度，令人有一種「權在我手，天下我有，毋須向市民詳細交代、負責」的感覺。數以萬計的市民示威、遊行、集會，港府也無動於衷。真的想不出來，除了令特首、立法會的產生辦法變得更為民主外，還有甚麼方法可以令港府回應民意呢？

還記得，2010年世界杯的獨家轉播權由有線電視投得，部分人擔心不能免費收看賽事，故而說出「無民主，無波睇」等的說話。當時，筆者也覺得這種說法頗為可笑，對其嗤之以鼻：為甚麼這樣的芝麻小事也可算在「沒有民主」的頭上？不見得每項政策也和民主有直接關係吧！不過，經過是次免費電視發牌風波，筆者也得承認「無民主，無電視睇」似乎真的是現實。

功能組別護駕 為爭民主添能量

面對着功能組別、小圈子產生而不聽民意的特首，市民對政治體制的不滿已在不斷累積。港府每逢遇上具爭議性的議題，如高鐵撥款等，總是動用功能組別保駕護航，每一次的「公式」也一模一樣，結果，大眾便會將所有的問題統統「萬佛朝宗」地歸結到香港政治體制的不民主之上，為民主運動提供更大的政治能量。

港府指將會在下個月開始政改諮詢，可以預期，「無民主，無電視睇」或類似的口號將會在諮詢期內持續出現。一眾港府的官員又會怎樣回應這些攻勢呢？我們尚且拭目以待。

本土意識高漲 限奶令難回頭

港府在剛過去的「十一黃金周」期間進行奶粉壓力測試，被指是為撤銷限奶令鋪路，惹來公眾關注。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多番強調，在確保本地嬰兒有足夠的奶粉供應時才會撤令。不過，反對撤令的人是否只是着眼於「充足供應」這四個字上？港府的回應是否忽視了本土意識日益高漲的一群港人？

35%市民挺港獨 成關鍵少數

年輕人圈子中，不少人對撤令有保留，他們尚未成家立室，本港嬰兒是否有足夠的奶粉，對他們來說，根本就不是切身利益。不過，他們的本土意識較強，就是覺得「香港嬰兒可以優先得到本地奶粉」沒有任何不妥，甚至所有「港人優先」的政策也是天經地義，為甚麼要叫停？

這就是撤銷限奶令引起爭議的深層原因，除了供應是否充足外，更重要的是港人本土意識早已萌芽，要撤銷「港人優先」政策，自然便會有人出來反對。

這批人的數量有多少？《本土論述》和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在2012年進行調查，有大約三成半的港人認為，如果中央容許，香港應該獨立。撇開調查是否政治正確，無可否認的是，這反映出有三成半港人的本土意識非常強，可以預期，他們當中大部分是反對撤銷限奶令的。

更關鍵的是，這三成半的人並非港府「講道理」所能說服的。本土意識、港人身份等，根本就是一種感覺。限奶令本身更是象徵着「港人」、「非港人」身份有所區分，對本土意識強的人來說，就是不能觸碰的「神聖政策」，哪怕當局拋出多少原因、大道理，也難以打動他們，一味強調「充足供應」更可謂捉錯用神。

也許，三成半的反對比率在社會上仍是少數，但也是「關鍵少數」（significant minority），港府處理稍有不慎，政治後果可想而知。而且，當局一旦堅決撤銷限奶令，這批人只會反對得「比激進更激進」。

撤令反效果 恐比激進更激

梁振英政府上任初期，為爭取支持，便推出了如限奶令、港人港地等的「本土措施」。這類措施客觀上起着強化「港人身份」、「本土意識」等的效果，措施推出後，在觀念上，本土派的人更會理所當然地認為港人利益應優先得到保障，如有剩下才用來應付「非港人」的需要。

因此，這類措施在本質上是易放難收，撤銷只會惹來更大的反響。就好像綜援一樣，綜援金額只要稍為減少，港府也定必受到抨擊；取消？更是想也不用想，限奶令也是如此。

而且，這批人會更大力地抨擊特首梁振英「不是香港人」、「出賣香港」等。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早前曾要求港府施政須顧及內地群眾感受，當局隨即考慮撤回推行短短一年的「本土措施」，在本土派看來，港府就是向內地「跪低」，深深刺痛他們的神經，他們對撤銷限奶令的反彈也就更大。

港人本土意識日益高漲，撤銷限奶令必然引爆中港矛盾。如何處理這些牽涉「本土」的議題（正如現在已有家長要求「港童港學位」），考驗着港府的政治智慧。

溫和派能打論戰 泛民始免分裂

學民思潮提出全民提名聯署約章，要求簽署的政黨願意以全民提名特首為優先爭取目標。
他們表明，提出約章的目的是迫使各政黨表態，但民主黨、工黨及民協均拒絕簽署，再次令泛民主派陷於尷尬，甚至是撕裂的局面。

事實上，泛民團體存有不同路綫、不同方案，實在不難理解，亦是多元社會下正常不過之事。關鍵是哪條路綫和主張可以製造一套論述，解釋自己方案的優點，以理服人，爭取支持。

學民倡全民提名 溫和派失色

近年來，隨着商議式民主的興起，一般市民除了由代議士在議會內代為發聲外，他們甚至會爭取親身參與，直接表達訴求。學民思潮就是當中的代表之一，他們四出游說，邀請各個政團進行討論，再三強調「全民提名約章」的賣點，例如：可防止提名委員會由不民主方式組成，選民可享有平等的提名權等，增加公眾對方案的認識，同時亦能夠成功製造論述。

面對更多參政者的形勢下，溫和民主派卻欠缺論述能力，在近期的輿論戰中，可謂完全被比下去，一句「黨內仍需時間討論及探討」的回應實在勉強，也難以服眾。就以「全民提名特首」為例，其實溫和泛民完全可以和學民思潮來一場大辯論，打論述戰。

缺論述能力 徒被指出賣民主

學民思潮提出「全民提名」方案，理據之一是這種方法「最民主」，民意的授權程度最高。溫和民主派其實可以指出，舉例來說，即使提名委員會存在，如果要求特首候選人必須取得立法會內「超級區議員」的提名；或立法會選舉中，每個直選選區中一名當選者的聯合提名，這樣的民意授權程度，是否一定比「全民提名」的為低？

不過，他們卻不能建立類似的論述，彷彿被學民思潮牽着走。缺乏這種和其他團體的思辯交流，實非溫和泛民之福。現時，如果不將溫和路綫的理念和背後的原則成功傳遞予大眾，一旦將來需要投票通過政改方案時，市民會否支持？會否懷疑溫和民主派只是為妥協而妥協，甚至一如通過2010年的政改方案時那樣，指摘他們是「出賣民主」？

甚至可以說，溫和民主派缺乏論述能力，令民主派失去了一個團結和整合的好機會。也許，我們仍然天真，相信激進泛民和溫和泛民只是「和而不同」，雙方是可以衷誠合作的。不過，合作也有前提，就是要有足夠的默契和互信，這種默契從何而來呢？自然是需要有深度的思想碰撞和交流了，當中，雙方也必須要具備一定的論述能力才能成事。

溫和民主派的諸君，究竟何時才能打一場漂亮的論述戰，盡量令泛民的支持者也心服口服呢？我們尚且拭目以待。

「領袖不代表我」 青年商議式民主

泛民團體和領袖開始相繼就着政改提出具體方案，引起社會熱議。不過，年輕朋友對這些方案似乎反應一般。

究其原因，可能和「商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興起，以及泛民領袖如何看待和中央領導人的態度有關。真普選聯盟早前公布了2017三個特首普選方案，建議重點是擴大提名委員會的民選成分，稍後更準備作民意調查，了解民情。不過，對年輕人來說，這些領袖的意見，可能根本意義不大。

直接發聲 拒代議士代言

在他們看來，泛民團體和領袖並「不代表我」，他們甚至認為後者只代表一種狹隘的、有所偏向的立場。因此，年輕人會問：「為何市民要被他們牽着鼻子走？」沿着這條思路，他們便會產生「與其將民主化的決定權交託在這些領袖身上，不如自己參與，直接發聲」的想法。其實，這也算是年輕人對「代議士民主」的反響，他們對「直接民主」或「商議式民主」更為嚮往。

對他們來說，親身參與社會事務，就着公共議題提出意見，和社會上其他人作理性思辯、深入交流，既是權利也是義務，又何用代議士？因此，他們不會被動的等待各種方案出台，而是會提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方案，甚至可能再進一步，以自己的方案和泛民領導們的方案對憾，例如學民思潮便提出了「以全港選民作為提名委員會」的方案。

理據為先 無懼中央權大

即使方案不為泛民領袖、主流所接受，簡單的一句「這並沒有獲得主流支持」，並不足以令他們心服口服，而是須從理念上（如方案的民主程度）、理據上（如方案是否真的違反了基本法某些具體條文）去說服他們。這也是「商議式民主」的基本精神之一，不以各方案的支持人數多寡去作出決定，關鍵是在於理據的質素。

另一個眾多方案反應一般的原因，可能在於泛民領袖如何看待和中央領導人的態度。以往民主派人士和中央談判時，他們會考慮到最終決定權在中央，因此提出的方案會較溫和，及願意作出退讓。不過，這班年輕朋友對中央的態度，也是一以貫之，和對待泛民領袖一樣，「請用理念、理據來說服我」。要退讓、要妥協，必須先講道理，這不是誰擁有權力的問題。如果只是礙於中央權大，他們縱使是口服，也是心不服。

這也與「商議式民主」的原則暗合，參與商議人士的政治地位、權力——那怕你是中央領導人——都是均等的。一切以理據作出決定，不存在誰人權大的問題。現在有着「商議式民主」理念的80、90後，大有人在，甚至可能已到達關鍵數量（critical mass），要如何處理他們的聲音，一眾泛民領導宜仔細思量。

赤化疑慮日濃 施政事倍功半

前廉政專員湯顯明到立法會就酬酢風波解畫，酬酢風波令人擔心內地官場文化入侵本港。事實上，社會近日一直籠罩着「被赤化」的陰霾，佔領中環義工陳玉峰被 捕；港府推行新政策，又要先評估內地的感受。幾件事的結合，令人擔心本港是否已急速地「中國化」？這對本港政治狀況又有甚麼影響？

湯顯明陳玉峰 施政獨立遭疑

「廉政門」事件上，湯顯明將內地公款飲宴的文化帶到香港，已令人譁然。當事件被揭發後，梁振英再三強調要從嚴處理，但由他指派的4人委員會卻只是檢討制 度，不會仔細調查事件的詳情及不同部門的責任等，這種「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手法，令人質疑港府放棄廉潔的核心價值，有意放生中聯辦，以免中央尷尬。

同時，警方最近有所謂「低調通緝」的行動，佔中義工陳玉峰在可以自由出境、進出立法會的情況下，事發22個月後突然被起訴，令人質疑是政治檢控；更有指本港警方已「公安化」、維穩至上，以內地的高壓手法阻嚇示威者。

在政策方面令人質疑香港被赤化的是，港府被爆出有內部機密文件，要求各政策局在提交政策予行政會議討論前，需要評估內地官民的感受，市民擔心港府從此失去施政的獨立性。

感覺即現實 港府難脫標籤

上述的幾件事，均令港人對本港是否急速地赤化更添疑慮。去年特首選舉期間，曾是中共在港的地下黨員梁慕嫺，分析指梁振英應該也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當時， 港人已有質疑梁振英是否有「赤化香港」的政治任務。如今，赤化恐怕更已成為梁振英的「標記」（Benchmark），難以洗脫。

在政治上有所謂「感覺便是現實」（Perception is reality）的說法。很有可能，此後每當一有政策被推出，即使真的沒有任何赤化香港之意，但也會遭公眾質疑是有赤化的「隱藏議程」（Hidden agenda），即使官員之後如何扭盡六壬地說明「並無此意」，也都會不得要領。

這種趨勢的苗頭，已經開始出現。本港大學研究院的近年收生以內地生為主，據估計接近7成。有網民便質疑有關方面意圖在大學層面「染紅」香港；更有人發起籌款行動，準備登報，「反對本港大學大陸化」，要求檢討碩士政策。

赤化的觀感一旦形成，便已很難改變；如今印象一再被深化，公眾的疑慮只會更甚。只怕未來幾年，不少的政策方案，也都會先被貼上赤化的標籤，需要面對一連串的質疑，港府的施政只會事倍功半。

政改諮詢 早做勝遲做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提出的選舉特首方案，令政改再度成為社會焦點。其實，泛民主派和建制派早已提出不少選舉的方案，只是雙方猶如「隔空對罵」。

的確，在政改諮詢尚未開始時，雙方欠缺契機和平台進行溝通，可以理解；既然政改諮詢早晚還是要做，何不盡早開始，讓大家凝聚共識？

各黨拋方案 流於口水戰

李柱銘早前提出，將來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提名委員會，可保留現時1,200人選委會的組成辦法，而取得最高提名票的首5或6人，即可成為候選人，重點是讓泛 民代表能夠參選。不過，方案提出一日後，已被極速收回。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則建議，來屆參選人只要得到10萬人提名便可「入閘」，方案強調所有港人可享有平 等的提名、參選及投票權。

另一邊廂，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亦曾南下解釋，提名委員會將採用集體提名制，目標是令泛民「知難而退」，放棄競選，達致「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建制派亦隨即附和。

各黨各派都已拋出方案，部分更甚至是自揭底牌，中央與泛民的立場也愈來愈明確，但暫時雙方只是流於「口水戰」，隔空對罵。在爭論過後，又怎樣能收窄分歧，達致共識呢？

無疑，政治從來是達致共識的藝術。欠缺一個溝通的平台，討論自然難以對焦，無助解決問題；啟動政改諮詢，便是搭建這個平台的第一步。

港人也期望當局拿出決心，開展諮詢，解開政改死結，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在4月初進行的調查，近7成市民支持立即展開政改諮詢。不過，官員現時卻不斷採取「迴避戰術」，與民意背道而馳，這又何必呢？事實上，提早作出諮詢，對當局也有好處。

及早諮詢 免聲音邊緣化

首先，可以避免當局在政改上陷於被動。李柱銘的方案，壽命雖然只有一日，但已引起廣泛討論。可以預期，民間對於特首選舉方法的討論，將會陸續有來。如果當局堅持不作諮詢，一旦民間醞釀出一個「終極方案」，當局可能只能被動的選擇「接受」和「不接受」。反之，愈早展開諮詢，當局便可愈早主動地參與有關的討 論，避免自己的聲音被邊緣化。

而且，現時「佔領中環行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一旦沒有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這場公民抗命，便很有可能上演。愈早展開政改諮詢，便等於有愈多的時間，正式醞釀方案。對當局來說，這也代表着拆彈的時間愈充足。既然如此，何不給自己一個機會，盡早化解危機？

要達成共識，也先要視乎有沒有凝聚共識的平台。這個平台愈早搭建，對當局也便愈有利。港府、中央會在何時開展政改諮詢，我們尚且拭目以待。

訂財儲準則 免成民意箭靶

財政預算案自發表以來，一直未見好評。社會普遍期望預算案能帶來新意，解決社會矛盾，結果「希望愈大，失望愈大」。

新力量網絡早前的研究指出，近15年內，針對預算案的抗爭事件多達384次，當中近270次關於增加各項政策開支：66%的訴求希望增加「經常開支」，持續改善公共服務；而要求加推「一次性派糖措施」，如：直接派錢、公屋免租及「綜援出雙糧」等，佔了餘下的34%。

庫房大水浸 應使不使捱轟

事實上，面對高通脹、高樓價、低收入等問題，市民一直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還富於民」的呼聲不絕。由1999至2012年間，本港新聞有關「還富於民」的報道，多達4,490次，平均一天便有一份相關報道。

市民對預算案的訴求這麼多，原因在於政府的財政儲備豐足。在量入為出及審慎理財的原則下，財政儲備由97/98年度的約4,500億，增至11/12年度 的約6,700億。在市民看來，政府絕對有條件可以增加公共開支，以長期政策解決房屋、醫療等問題，以短期措施紓解民困。

根據新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今年政府的財政儲備，更是達到7,300多億，以絕對金額（absolute amount）計算，是香港有紀錄的最高水平。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要長期政策、短期措施稍有不足，市民自然便會指摘「官富民窮」，政府是「守財奴」等。

當然，財政儲備有其重要功能，如應付政府日常財政運作的需要、穩定金融體系等。不過，現時政府卻沒有為這些功能定下所需的實際金額。在缺乏科學化、具透明度及公信力的準則下，政府坐擁巨額的財政儲備，市民不禁會問：「這麼多錢，儲來做甚麼？」

謀長遠規劃 扭轉官富民窮

就此，我們建議為財政儲備的適當水平，訂出明確準則（財政儲備準則），有秩序將剩餘的財政儲備，轉移至其他的政策用途。

舉例來說，當財政儲備比準則為多時，政府便可將有多的儲備，用來應對人口老化帶來的問題，如增加政府資助安老院舍的宿位、增建醫院等，甚至成立「未來基 金」，應付將會大增的醫療、福利開支。換句話說，訂立財政儲備準則可以提供空間，容許政府能從長遠方面作出規劃，未雨綢繆。

如果有關資金仍有剩餘，政府則再可考慮退稅等一次性的短期措施，紓解民困，回應市民訴求。儲備過多，一直為市民所詬病，設定財政儲備準則將有助政府「應使則使」，而非「應使不使」，扭轉官富民窮的論述，令預算案成為箭靶的機會減少。

預算案惹火 設穩定基金解癥結

財政預算案將在半個月後發表，近年來，針對預算案的社會抗爭事件日漸增多，這份預算案，能夠「打破宿命」，令民怨降溫，挽救政府每況愈下的民望嗎？

泛民建制上街 6：4之比

新力量網絡早前發表《2013年度香港公共財政報告》，研究發現在1999至2012年間，民間發動超過384次針對預算案的社會抗爭運動，近年次數更持續飈升，可見市民對政府「如何使錢」愈見不滿。

事實上，即使政府多加「派糖」，也未能疏導民怨。在2011/12年度的預算案中，政府動用608億發放「一次性派糖措施」，包括派6,000元、電費補貼等，但抗爭次數不跌反升，全年有關預算案抗爭高達78次，為歷年來最多。當局要過這關，也許不易。

令情況更糟的是，連建制派也對預算案多有不滿。在所有抗爭事件中，由各大政黨政團所發起的超過230次，泛民佔當中的6成，建制派則佔另外4成，兩派其實相差無幾。是甚麼原因令預算案如此「惹火」，令建制派也上街？或許，我們可以在他們的訴求中找到答案。

收入波動 犧牲教育福利

在眾多的訴求中，較多是要求政府投放更多資源，改善公共服務，如加強對基層市民的支援，落實15年免費教育，增建公屋及居屋等。翻看政府的財政數據，自 2007/08年度起，港府的財政儲備都超過4,500億，有關數字在2011/12年度，更衝破6,000億大關。在一眾政黨看來，當局其實有足夠的資 源在房屋、教育、福利等政策範疇上，作出更多的承擔，所以如預算案在這些方面「交白卷」，他們也便自然而然地出來向政府施壓，希望能夠早日「成功爭取」， 好向選民交代。

不過，港府卻少有增加有關方面的開支，因為賣地收入、印花稅及投資收入，是現時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但這三項收入會隨着地產及投資市場大起大落，導致政府 的收入也極之波動不定。房屋、教育、福利等的開支，則是屬於長期的、持續的經常性開支，一旦大幅增加，在本港經濟轉壞之時，港府便會更為容易連年出現巨額 財赤。這種理性考慮，令港府難以回應政黨、市民的訴求，也導致兩者衝突。

穩定基金 好天留落雨柴

要解決上述的困局，新力量網絡提議成立「財政穩定基金」，以「好天收埋落雨柴」的方式運作，在經濟蓬勃時，將多賺的賣地收入、印花稅及投資收入撥入基金儲起；在經濟不景，上述三項收入因而減少時，港府便可在基金提取儲備，令有關收入變得相對穩定。

這樣，政府便可在財政資源上，有更大的空間可以推行長遠的民生政策，令當局可更有效地回應各方訴求，而政黨、民間針對預算案而發動的抗爭事件，理應也可因而減少。

撑梁鬥反梁 徒添撕裂內耗

愛護香港力量發起的「齊心行動」昨日剛結束，另一建制組織愛港之聲即接力而上，明日發起集會力撑政府，與參與「元旦倒梁大遊行」的市民正面交鋒。

特首梁振英上任以來，一直處於「捱打狀態」，民間團體接連發起示威反政府。有趣的是，建制團體在近幾個月，也發起不少活動，嘗試集結支持政府的力量，反對反政府的聲音，為政府保駕護航。

建制撑政府活動 趨頻密

由梁振英上台到今年底，親建制組織合共發動了21次支持政府的活動，差不多每星期便有一次，數量比以往頻密。其實，建制團體自回歸以來甚少發起「撑政府」 的示威，令人留下印象的，就只有支持政改方案的遊行、每年一次對抗7‧1遊行的維園嘉年華。但在這短短半年間，國民教育、興建龍尾泳灘、以及長者生活津貼 等，都見到建制團體在民間組織活動支持政府。

除數量變得頻密外，親建制組織在支持政府的議題上，也明顯有所擴展，從支持政改、對抗7‧1等單純的政治議題，延伸至社會福利及規劃地政等各方面。

這些活動的另一個特徵是「反制」，親建制團體只會在反對政府方案的組織示威後，才會站出來表達對政府的支持；甚少是政策一出台，便有支持行動。

製造輿論 與邵善波暗合

上述這些支持政府的活動，對香港政局有甚麼啟示？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早前表示，政府有必要主動出擊，參與輿論活動，鼓動民意，否則只會「捱打」。而在這半年來，親建制團體針對反對政府聲音的行動，也的確比以前頻繁，試圖影響、製造輿論，和邵善波的言論暗合。

大膽一點去推測，在未來，每當社會出現一些重大的政治爭議和政策爭拗時，都將會有親建制團體出來集會，嘗試在民間發起支持的聲音，為政府保駕護航。可是， 這些集會在現階段尚未成熟，暫時參與的人數並不多，每次只有數十至數百人，未能引起社會大多數人的注視。當然，這種有組織地支持政府的行動，也尚在起步階 段，將來這些活動的參與人數會否增加，值得留意。

正視問題根本 疏導民怨

不過，無論如何，政府也應注意一點，如果市民對一項政策是反對的話，即使社會上有支持的集會，也不代表反對的聲音已被消弭。當局處理民意的方法，應該是正 視問題的本源，處理好引起不滿的議題，疏導民怨。如果政府因為恃着有支持的集會，強推政策，便是落入了壓力團體的思維模式，只懂和反對聲音「鬥晒馬」、 「鬥動員」，令社會的撕裂和內耗更深。

政府與政黨分權 勝一蹶不振

普遍市民認為被視為「反對派」的泛民總是「逢政府必反」；而建制派這群政府的「忠實粉絲」，定必事事力撑政府。

但筆者以「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的方法，從各大報章搜尋「社會抗爭」的關鍵字，例如︰遊行、請願及聯署等，發現「反特區政府」絕非泛民的專利，其實「親政府」的建制盟友亦是不少社會抗爭的發起者。

政團抗爭事件 建制佔近半

從今年7月到10月以來，各大政團合共發起了132次抗爭事件，當中泛民佔了70次（53%），而建制派發動了其餘的62次（47%），兩者數字相差不遠，並非大眾所想般一面倒。

泛民於議會內的空間被封殺，要以遊行示威表達訴求，此舉不難理解；可是，當建制派亦以同樣方式宣洩不滿，足見建制派於議會內對施政的影響力仍然有限，需要依靠議會外抗爭，轉達訴求。

自梁振英當選特首以來，一直強調要與建制各黨派「大和解」，以圖穩固議會內外的支持。可是，研究數字卻反映了另一個故事︰建制派所發起的62次抗議中，接近6成是針對特區政府施政，當中包括爭取標準工時、增加公屋供應及改善地區設施等。

若然讀者樂觀一點來看，建制派乃擔當「忠誠反對派」的角色，發揮監察政府的效能；但從政治現實的角度，建制派與政府根本就各自為政，協調不足，往往未能於制定政策前達成共識，而要依賴議會外抗爭向政府施壓。

與其孤軍作戰 建聯盟謀合作

當政府「推動立法」時，不單受到泛民的挑戰，同時亦要面對建制派的夾擊。由於無法取得議會內外的支持，政府每每採取「龜縮戰術」，迫於無奈地擱置或押後法 案，試圖避開社會的反對聲音。因此，回歸以來的立法成功率只能徘徊於5成左右，身陷「管治能力不振」的困局（詳見新力量網絡2012年管治評估報告）。

政府與其孤軍作戰，逐次「跪求」各政黨手中一票，倒不如考慮長遠合作模式，成立「聯盟政府」，透過與主要黨派分權合作，提升管治能力，否則現屆政府只能重蹈前兩屆政府的覆轍，管治繼續一蹶不振。

政府依然敵視泛民，假如僅有的建制朋友亦被「迫到死角」，依靠抗爭迫使政府就範，屆時連政府建制也再無互信，香港還可以管治下去嗎？

網絡動員勢強 政府新挑戰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日前稱中策組是政府工具，會在網上平台搜集民意，被指是擴權監察網上輿論，但連日的討論，大都集中於中策組職權範圍，似乎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政府的確需要關注網絡政治（Cyber-politics）。

鍵盤戰士 齊走上街

其實，網絡平台對公共政策影響愈來愈大，政府需緊貼網上動態，避免施政失誤。查網絡動員早已是常態，網民不甘安坐熒幕前充當「鍵盤戰士」，而會走上街頭表 達訴求。筆者嘗試從慧科新聞資料庫（WiseNews）中搜尋6個關鍵字︰網上動員、網上群組、網上號召、網絡動員、網絡群組、網絡號召，探討網絡政治在 香港的現況。

隨着社交網站的普及，當網民遇上不同議題，均會建立Facebook專頁，滙聚「同聲同氣」的網友，表達意見，甚至是遊行示威。在年初到11月中，傳媒有 報道的網絡動員事件，2007年只有7宗，2012年則有54宗，包括「光復上水」、反國教運動、反對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等，5年間數字「八級跳」。

中港關係 火頭處處

不論最終示威的規模是大是小，上至「反國教大聯盟」在10日內，動員數以10萬計的人次反國教，下至4位球迷抗議運用公帑資助曼聯來港進行球賽，網民也曾在網上動員一番，以表達訴求。

即使網民未能親身到場聲援，亦可透過網上聯署表示關注，向有關方面施壓。以今年為例，近30%的網絡運動屬於網上聯署，參加人數動輒過千，甚至過萬，令抗議對象飽受壓力。

為甚麼現時網絡動員愈來愈頻繁呢？在54宗網絡動員事件中，有近一半是關於中港矛盾的，從這個議題入手，或許我們能一窺端倪。在現實世界中，近年來中港關係已是火頭處處，而網絡世界的資訊傳播方式，則更令港人不滿加速發酵。

以往媒體傳達信息，多靠文字描述，輔以圖像、照片。但在網上世界，則更進一步，可上載影片。短片能讓觀看者耳聞目睹，親歷其景，帶來更大視覺及聽覺衝擊。

「share」文化 矛盾升溫

一名中年女水貨客，早前因為攜帶的水貨體積太大，被港鐵拒絕入閘，遂在閘口「碌地沙」表達不滿。相關情況被拍下來，並上載至YouTube。要控訴水貨客的無賴和不守規矩，這樣的短片，比靜態的圖片、文字的描述，威力要大得多。網民在看過類似的短片後，有較激烈的反應，不難理解。

而且，網上還有「share」和「讚好」的連結文化，令更多人關心和中港關係有關的議題，及令矛盾升溫。以上述的短片為例，早前便有不少網民爭相轉發，朋 輩之間也以此為茶餘飯後的話題，令人覺得不去看看，便彷彿損失了點甚麼。當然，在看完短片後，人們很有可能會更留意中港融合帶來的問題，甚至進而對中港融合愈來愈有保留。

現今的政治，其實離不開互聯網。網絡上的短片，和互聯網連結的威力，往往令一些事件迅速發酵，演變為政治風波。不知政府是否已有足夠的準備，迎接網絡政治帶來的挑戰？

建制封殺泛民 徒添街頭抗爭

立法會會期一開始便充滿了火藥味，建制派搶攻各委員會主席之位，又在財務委員會動議修改議事規則，禁絕拉布。

建制派在體制內封殺泛民主派，只會令後者轉至體制外，發動群眾遊行來施壓，令社會的撕裂更嚴重。

立法會一開會，便先有20個小組及事務委員會的主席選舉，建制派全面搶攻，以其在立法會內的人數優勢，贏得16個委員會主席席位，更打破以往慣例，表明無 意和泛民輪任部分委員會的主席；後有民建聯葉國謙，在財委會動議修改議事規則，只准許每位議員提出一條未經預告的修訂，防止拉布。

破壞僅有互信 迫泛民上街

建制派表面上很聰明，對泛民「趕盡殺絕」，加強了對議會的控制。不過，這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搶攻事務委員會的主席，令泛民和建制之間僅有的那麼一點點互 信，都消滅殆盡。這種互信一旦失去，便很難重新建立。如果再有議題需要討論，以泛民現時對建制派的猜疑，前者很難對後者打開溝通的大門。又既然沒有協商的 餘地，結果很有可能便是「鬥晒馬」，泛民會走上街頭，鼓動市民遊行示威，以人數和建制派一決勝負。

對泛民來說，限制議員提出修訂的次數，收細了他們的議政空間、表達反對聲音的權利。既然議會內的空間被封殺，他們轉向街頭，不難理解。現在的社會已經是躁 動不安，團體以遊行來宣洩不滿的次數顯然上升，根據警方資料，2001年有2,347宗遊行，2011年則有6,878宗，10年間數字「三級跳」；加上 政府現時民望不高，特首梁振英的民望只有49.2分，相信泛民絕對不會介意為群眾的不滿推波助瀾一番，在體制外向建制派和政府施壓。

更麻煩的是，近年本港舉辦遊行的團體，很多時並非單打獨鬥。理念相同的團體懂得「守望相助」，組成特定的議題聯盟，以圖動員更多市民上街，增加自己的議價 能力。這種趨勢，本已並非建制派和政府能夠輕鬆應付，如果泛民再參與到這蹚「渾水」中來，前者只會更頭大如斗。

令激進激得有理 輸掉香港

當然，不能不提激進民主派的角色。經此一役，他們更能以建制派的「霸道」大做文章，指控建制派在使用「制度的暴力」，自己「激得有理」。其實，近年的遊行 已愈來愈激，示威者不時衝擊警方的防綫，更甚至衝出馬路，阻塞交通。10年來，被警方拘捕的示威者人數急升約19倍，由2001年的24位急升至2011 年的444位。建制派的做法，令激進民主派更有「理由」將抗爭升級，令示威走上「沒有最激，只有更激」的道路。

泛民人士如果真的被迫至走上街頭，動輒遊行、示威，只會令社會的撕裂和內耗更嚴重。這樣的後果，無人會贏，輸的則是整個香港，不知一眾建制派的議員，有沒 有想過？

泛民回歸基本 由地區工作做起

泛民主派在立法會選舉失利，得票率下跌加上配票失敗，地區直選議席減少。

泛民愈玩愈縮 恐被邊緣化

其實不只是立法會，泛民在過去的區議會選舉中，已不停失去議席；在特首選舉，泛民代表何俊仁也一直處於「陪跑」位置。在各級選舉表現不振，長此下去，泛民 的生存空間只會愈加萎縮。立法會選舉中，泛民得票率下跌至新低的56%。其實泛民和建制派的得票率自2004年立法會選舉起，已不斷收窄，今次連傳統的 「六四黃金定律」也被打破。

建制派今次更能「神級」配票，在精確的動員下，不少議席僅贏對手數千票。泛民則配票失敗，港島、九東、新西均「贏選票，輸議席」，地區直選35席，只取 18席，差點少於一半。情況如果延續，泛民在地區直選、功能組別，都會淪為少數，在立法會中被邊緣化。

其實在區議會選舉中，泛民已持續被邊緣化。2003年區議會選舉，泛民在400席中取得約160席，之後「愈玩愈縮」，2011年只取得約80席，議席減 少一半。泛民的慘敗離不開地區工作不足。

至於特首選舉，今屆建制派有兩名候選人，梁振英在政治光譜左邊（支持政府干預市場、財富再分配），唐英年在右邊（支持自由市場）。泛民一向以來左傾的民 生、社會福利政綱，則被梁振英吸納，並包裝得更左、更福利主義。泛民在左、右兩大政治論述之間，變得可有可無，泛民代表何俊仁也只有約10%的支持。

泛民在各級選舉中，面對持續被邊緣化的危機，應該歸回原點，做好地區工作。區議會選舉的主題，就是地區。巴士站翻新慢、溝渠淤塞，哪一個能解決問題，街坊 手中的一票自然便會投向他。

增黨內區議員 重建地區樁腳

地區工作在立法會選舉中，也有重要地位。首先，地區工作影響着候選人在當區的支持度。更重要的是，惟有進行地區工作，才能有區議員、地區樁腳。這些樁腳在 選舉中，能為政黨提供資源及各種有用的資訊，如有多少選民已投了票、投票傾向為何，均有助政黨因時制宜地訂定選舉策略，如要替哪位告急、誰又已「夠票」可 呼籲支持者「過票」予同黨支持度較低的候選人等。面對建制派專業、精準的配票，泛民惟有增加樁腳的數目，方可與之抗衡。

至於特首選舉，環顧世界各國的最高領導人，其實都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如要提升泛民候選人的支持度，地區工作必不可少。地區工作其實關係到區議 會、立法會及特首選舉，不知泛民的一眾政黨，何時才會加大在地區工作上的力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