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毒宣傳搵笨 不如鼓勵做o靚模

近來城中爆現大量「o靚模」。不是「靚模」，「o靚」指的是年幼，不及以往模特兒的身高標準的一眾女孩，突然湧現模特兒市場。有些只是中學生，已經賺到盤滿砵滿。有樣有胸，用作賺錢，着實無可厚非，有哪個男人不喜歡少女。

禁毒宣傳 標本不治

有人認為他們沒有當模特兒的氣質，只懂拋胸獻媚博上位，而且吹煙劈酒喪蒲癲玩，或者刻意整容扮模特兒，我想這是她們自己的事，既然有市場繼續如此也沒有甚麼問題，最多代表香港男性都沒有多少眼光欣賞真正的韻味而已。

忽發奇想，將她們與近來的新聞併上，為何她們會如此風光，而其他人不？比如說，為甚麼她們沒有吸毒（也可能有），被抓到，上庭後判到正生書院去？

政府的禁毒廣告貽笑大方，相信大家都知道。以為多做幾場騷，跟學生苦口婆心說「不可一，不可再」他們就不會吸毒，有誰會聽。心情差就要尋快樂，管甚麼後果。這跟以前的學生打架、吸煙問題，其實同出一轍，只是換成了藥物。

人生無目標 墮毒網

學生生活充實，忙到想喊，找到目標，哪有時間去吸毒。好像o靚模一樣，就算她們不出來賣身，懂點化粧技巧，在學校一樣是風頭人物，萬千寵愛在一身。不過出來做騷有錢搵，受眾更多，更加快樂。有些o靚模傳聞說是富家女，難道她為錢？可能只是為了目光。

問題出在沒有她們那麼幸運的人——平平凡凡，不喜歡讀書，甚至學校根本沒有一件事讓他們高興，這些人最易失卻目標，行差踏錯。沒有如花美貌，也沒有聰明才智，間中就想到不如撞牆歸西好了，突然發覺校內有平價好東西，high夠一天，鐘聲響起又放學，不知多好。

強制整容建自信 更勝驗毒

假如她們去做o靚模的話——大可以施施然逃課，出去接騷，曬兩吓肉，又賺幾百。看官會罵這是鼓吹崇尚物質，沒有精神價值；但學校的教育，勝者太少，輸家太多，了無趣味。賺到錢，人又快樂，何樂而不為？

不久後可能推行強制驗毒，用強硬手段防範學生吸毒。那只不過是一段空窗期，直至學生又找到新的享樂方式，解決不了他們的鬱悶。倒不如搞強制整容，讓大家都重獲自信！

內地青年在港求職 好事非壞事

多年來，香港政府為了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和升級，同時基於本港人力資源市場的需要，逐步開放了內地優秀青年人才來港就業的簽證政策，每年來港的內地專才至少在1萬人以上。

但近一年來，全球經濟形勢低迷，就業市場疲軟，本港青年人求職由於缺乏工作經驗而成為重災區，香港社會開始出現一些反對引進內地專才的聲音，認為內地青年搶了本地青年的工作機會。我身邊有位內地朋友，從海外留學工作後打算來港工作，向入境事務處遞交了優才計劃的申請，大半年過去，至今仍未有任何確定的消息。不知入境事務處是否也想緩解本港就業的壓力，把這些申請拖延到經濟好轉的時候再批核。

中港青年能力 各佔一半優勢

內地青年來港發展，對本港青年就業來說，到底是不是構成衝擊和競爭？帶着這個問題，我們曾花費半年時間，做了一份專題研究報告，調查及訪問了150家各類企業的負責人，深入了解他們如何看待內地青年和本港青年的就業競爭力，得到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結果。

受訪負責人普遍認為內地青年比較有上進心，書面表達能力，以及邏輯推理和分析能力強，善於學習新知識，有較強的主觀意識，在意培養自己的領導能力。而他們認為本港青年講誠信，口頭溝通表達能力強，有較好的職業道德和專業倫理，創新包裝能力強，英文水平高，有國際視野。在全部19項就業能力指標中，本港青年和內地青年各佔據一半的優勢。

對這樣的結果，我們可以理解為，兩地青年呈現出一種明顯的互補性能力關係，如果能夠通力合作，各自發揮所長，將形成非常完美的團隊戰鬥力。

兩地人缺溝通 難合作

不過，現實情況是，由於香港年輕人和內地年輕人之間缺乏深入溝通、交流甚至合作的內容、機會和渠道，難以更多地了解彼此的優點，反而看對方的缺點就比較容易和明顯，逐漸產生「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心態，在本港的大學裏、公司裏、社會上，這種情況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香港年輕人寧願死守香港，也不願意到大陸工作。內地青年在香港生活和工作得不愉快，朋友少，參與社會程度低，一旦內地有更好的發展，隨時願意捲鋪蓋回家。

京港合作、滬港合作、粵港合作、泛珠三角合作、深港合作等概念已提出若干年，這些理念的深化發展和實現，需要從現在的年輕人開始培養合作的意識，積累合作的經驗。只有通過實踐性項目的合作磨練，使其發現彼此的優點，相互學習，成為夥伴，成為朋友，攜手創未來。

搖滾背負革命 青年繼續抗爭

我最為熟悉的60年代音樂，看來也就是Bob Dylan及The Beatles。

Todd Haynes的《I'm not there》說Bob Dylan的故事，反串扮演的Cate Blanchett說：「每個人也知道我不是民謠歌手。」問她為何放棄抗議音樂，她反問：「我何時在唱抗議音樂？」抗議音樂作為年輕人反抗社會及社會運動的載體，載着每個年代的不安、年輕人對社會不公的憤怒，以及社會行動的背景脈絡。歌曲不能單以歌詞曲式解讀，還有其出現的社會背景。

如果說60年代是年輕人無處發洩的噪動，是沒有原因的革命，那香港的搖滾一開始就被政府拿去解決青年人問題。67年卜公碼頭的Sound Beat音樂會是在50、60年代，香港有大量難民由中國湧入，加上天災人禍的背景下開設的-雨水不足而制水、66年天星小輪加價5仙引起騷亂、以及67 年文革風南下造成的左派騷動。1967年香港政府發表的《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提出「要利用青少年活動疏導青少年過剩的精力，作為預防社會騷動方法之一」，衍生69年香港節。

訴說都市情感 活出自由文化

但搖滾豈止凝聚人心，更是訴說港人心聲，也訴說年輕人對都市情感。20年前成立的A.M.K，主音關勁松說作為一個關心社會的音樂人，要用音樂去釋放自己 的情感；黑鳥的郭達年每年辦自由文化音樂節，以音樂鼓勵眾人發揮自由文化、人權精神及新創作，從之覺醒推動更巨大社會變革，「要打倒的是敗壞文化」。

電腦與互聯網是這世代的世界窗口，樂隊利用社交網站如myspace及facebook傳播歌曲，以網絡為載體，YouTube為平台，快速將信息如病毒 散播。上年立法會選舉，政黨嘗試以歌曲招攬年輕人選票，被年輕人以甚有街頭運動色彩的歌曲大聲回敬，刺中社會要害，直接喚起聽眾思考；樂隊my little airport的阿P「玩」的更前，兩首《瓜分林瑞麟三十萬薪金》及《donald tsang, please die》直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無事可做，又講警察粗暴對待社運人士、香港未有普選、以至特首的怪論；以至03年出土，Beyond家駒的遺作 《抗戰二十年》，今年成為對抗遺忘的象徵。

獨立搖滾，就是有這種精力及靈活性，以嬉笑怒罵譏諷社會的怪現象（噢，還有一個流行歌手謝安琪，一樣走得夠前）。

抗議歌曲的力量不止歌詞，更重要是其中的革命力量，以年輕人喜愛的音樂，開啟推動社會及青年視界的道路。但願年輕人以音樂，真正活出自由文化，繼續抗戰20年。

投身公務員 海嘯救生圈？

最近跟朋友聊天，話題總離不開就業情況，例如自己的工作愈來愈唔穩陣、一些朋友要放無薪假或被公司裁掉、找工有多困難等。事實上，自從金融海嘯爆發後，我有很多朋友被裁員，今日又多了一個了。

跟之前幾年的情況不同，今次不少朋友花了幾個月還未找到合適的工作。現時市場上的職位空缺仍然少之又少。雖說近期股市大幅反彈，但經濟好像還未復甦，就業市場似乎不會在短時間內會好轉吧。

企業凍招聘 政府續請人

我問朋友，如果我不幸被人炒掉，可以怎麼辦？他說，你可以轉行嘛。你畢業後工作只有幾年，還是可以重新開始吧。

我回應說，那裏會有空缺呢？現時差不多所有行業都在收縮，大部分企業均傾向凍結人手。消息靈通的他答道，你不妨多留意一下政府職位的廣告，最近也有不少朋友找到政府工呢。

的確，我想我們是時候考慮政府工了，雖然好像有點遲，畢竟競爭愈來愈激烈，不像過去幾年般容易入職。而有趣的是，從前我們都對政府工不太感興趣。我們從前會認為，政府機關論資排輩，作風較官僚，工作難有發揮機會，加薪的速度又慢。

成家立室後 首重工作穩

年輕人應該要到商界闖一闖，見識一下外面的世界嘛。不過，時移世易，我們老了，開始厭倦沒完沒了的工作、不停提高的工作要求、經常轉變的工作內容等。

你可能會罵我無志氣和短視吧。可是，當你開始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相信會比較盼望生活和工作可以較穩定。能找到一份夠餬口、不易被裁員和減薪、能準時收工的工作，已很足夠了。

無疑，金融海嘯改變了我們的生涯規劃。我們原以為可以在商界工作幾年後，確立自己在該行業謀生的競爭力，然後買樓、結婚、生仔。可是現在，我們隨時會面臨失業，而又不能在短時間內找到工作的困境。

理財轉保守 增值迎競爭

面對不確定的環境，我想我們要作一些改變。我們在理財方面應該要保守一點，盡量減低開支，非必要時也不要買樓，以保留充足的現金。另一方面，我們要加強內地同胞難以跟我們競爭的謀生技能。畢竟，內地一年就有600多萬人畢業，平均月薪也只是2,000至3,000元人民幣。以我們現時收的工資，是可以在內地聘請一個擁有幾年管理經驗的經理級人馬；要直接跟他們競爭是愚不可及的事。

但實際上，我們可以怎樣做？我想，投身公務員行列可能是其一，畢竟成為公僕的其中一個資格是要有香港身份證。

上一輩得道豐收 提攜後輩有責？

財經專欄作家曹仁超早前接受主要讀者為青年人的潮流雜誌《Milk》訪問，乍看之下，這個組合相當奇怪，兩者的背景可謂大相逕庭。

不過細讀內文，發覺這是個兩代人之間的對話，更準確來說，由對話內容到訪問的場境設置，都圍繞着同一個主題，都是曹先生老氣橫秋的個人表演，那位年輕的記者由始至終只在唯唯諾諾，完全展現「你們在香港一定唔夠我們玩」的現實。

歷史偶然 造就今天富足

訪問答得直接的其中一條問題，記者指有年輕人投訴上一代霸着位置不讓年輕人上位，曹先生倒坦白：「我沒有責任讓你上來的，這個位坐得我好舒服嘛！」這個血淋淋的答案聽起來當然十分刺耳，他們幸運地承受着一些歷史的偶然而得到今天的富足，利用高地價政策一下子透支了幾代人的收入，今日他們竟然說沒責任讓位？

不過，人皆自利。如果我是曹仁超，我也看不到自己有讓位的責任，也許我會因為想沽名釣譽，為自己積一點好名聲，而去提攜後輩，但底綫是不能影響我的既得利益。

人皆自利 冀社會符私利

如果我有機會去設計社會的運作規則，我理所當然地希望規則有利於自己。當然，在政治哲學的理論裏，一個正義合理的資源分配原則，應該建基在一個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上，即假設大家都不清楚自己出生時的家庭背景和經濟基礎。

可是，正所謂生命冇take 2，當下的我已經有既定的社會地位，我也無必要考慮其他人的出生背景，於我而言可使我獲得最大利益的制度當然是最理想的社會遊戲規則。

我甚至會想，如果撇除對中華文化錦繡山河的絲絲感情，究竟一個怎樣的中國對我有利？

內地壯大 反損香港利益

20、30年前中國大陸鎖國，香港因而成為轉口港和世界通往大陸的窗口，經濟得以急速發展；今日祖國發展一日千里，遠較以前富有豐足，可是同時卻有無數優秀的知識分子跟我搶飯碗，這不太符合我的自身利益。在這些考慮下，我很可能會選擇數十年前的中國。

曹先生的訪問在網上擊起千呎浪，一兩個星期內很多年輕博客都轉載過回應過，覺得曹先生的話刺耳，大概是他把真實情況說得太坦白太血淋淋。

不過，如果換着我擁有跟他一樣的社會地位，大抵，我也會有同樣的想法。

棄求六四真相 新生代之悲哀

20年前的6月，我還在讀小學。那6月初晚上，我看見父母流淚。我知道北京學生在天安門靜坐訴求運動以武力鎮壓終結。原來遙遠的祖國，在那幾個月緊貼着我。之後出國為讀書前途掙扎，對此事感覺迷糊；這也是這一代新香港人寫照。

但近來城中言論，由陳一諤的「學生犯錯論」、曾蔭權「經濟發展論」到呂智偉「學生持械殺人論」等，卻再次刺激着早已漸淡忘的記憶。原來六四已經變成一件「仍未有共識仍未成熟」的事件。

六四事件 百年民主運動之一

雖然我那時還小，但有一些事實還是無可否認的。政府動用軍隊鎮壓平民，以機關槍對準無武裝的請願學生。只要在網上作不多於一個小時的搜尋，就能找到當年的資訊。全世界的報紙、照片、與新聞片段也沒可能一起作假吧？

要求反貪反腐並不只是北京學生的專利，更是中國民主運動已經有百多年歷史其中一個重要元素之一。由百日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到六四事件，都顯示出中華民族對理想制度的追求。

香港的例子證明了一個由外國統治的現代化華人廉潔社會是可行的；台灣則達成了中國5,000年歷史上，首次政權和平交替的例子。雖然還不是完美，但我們確實知道，民主、公民權益是應該爭取的——在不破壞社會、鼓吹對抗、狂瘋的階級思想鬥爭前提下。這正是社會科學的範疇，是通識教育的重點之一。

不聞不問 是制度的錯嗎？

問題是，大部分新香港人對種種近代中國大事好像仍不聞不問。年輕的皇仁生說他們有修讀中史，但「因為考試冇考，老師冇乜點教（六四）」。連孫中山先生的母校學生也如此，其他青少年的知識就可想而知。如果是中國的學生，那還情有可原。但在資訊自由的香港，這境況只能令人搖頭歎息。究竟這是香港教育制度的錯，還是新香港人本身根本缺乏國際視野？

在香港，我們可以就社會政治事件作出評論探討。這正是香港在大中華地區的優勝之處。當內地評議六四甚至是制度研究的活動仍然是噤若寒蟬之時，香港的未來主人翁卻放棄追求真相的機會，實在可悲。想下一代人去為此事作合理討論，只怕再多的「通識教學」也不能做到。我們這一代人恐怕永遠也不會有像華叔一樣的人，倒是千千萬萬個頂得住解放軍的青年發展網絡特工吧！

拍拖總去旺尖銅 香港真「悶蛋」

怎樣才叫做國際都會呢？除卻甚麼局勢穩定、多種族居民、交通便利等等要求之外，以一個少年的觀察，還應該包括有多元的空間讓「後生仔」拍拖。

以此標準，香港好像不太合格——來來去去都是旺角、尖沙咀、銅鑼灣，要不就是自家屋企附近，除非有特別的活動範圍，每次要想去哪裏拍拖真是痛苦至極。常說行街、食飯、睇戲、飲酒，最集中的，還不是「旺尖銅」。

缺多元性 常逛同樣地方

由一個小小的拍拖地點議題，可以看到的是城市的「悶蛋」。

一個城市缺乏多元性，主要的活動場所才只不過那幾個，來來去去，不用一個星期就把所有的街道全都走過了，很快又重複走同樣的地方，甚至夜生活也是一樣，人們多去流連的地方始終是那幾間夜店，雖然有其他的，可是店舖不夠集中，不夠吸引力，只會間中有知道門路的小貓三數隻來試試。

城市規劃 地區自給自足

這也許可以從商業的角度來看，指某些地區的地理位置不夠好，難以有大量商舖進駐，吸引年輕男女到來消費或是參加活動，無法打造成另一個旺角。或是從城市規劃來看，在城市中心以外的區域設計，在原本的規劃已經鼓勵市民在該區大大小小的商場自給自足，沒有太大需要出市區消遣，屯門、天水圍、將軍澳都是如此設計的。

倒過來看，若果當地人覺得本區行得太多太悶，要向外發展，始終都是走向市區，因為除此之外他們都不知道新市鎮以外有甚麼地方。難道他們會去石硤尾工廠大廈看藝術展嗎？

惰性使然 不花心思外求

規劃不鼓勵男女到自區及市區以外消費，和人的惰性也有關係。住銅鑼灣的朋友一直覺得銅鑼灣是全香港最好的地方，甚麼都有，又是一個不夜城，夜晚餓了仍有「翠華」（港式餐廳）食。別的地方她都懶得去，有這樣一個地方，為甚麼還要找別的？跟男友吃喝玩樂，一切在銅鑼灣就搞得掂，何須試新地方。

香港人好像很容易接受某種消費玩樂模式，商場一出現就全綫改建成商場，某種食肆出現又一窩蜂變成某種食肆，不會去追求獨特性，只求渾渾噩噩，隨便找個大家都容易去，去慣了不用花太多心機去尋找的地方，結果人人做的都是大路的事情，悶蛋到極點。

有時在想，拍拖過幾百次，跟每一個女孩子都是去一模一樣的地方，做一模一樣的事，實在感到悲哀。為免大家都悶死，一定要努力找尋新的地方，做新鮮的事，這樣香港才不會只剩下「旺尖銅」。

先做國富民強 再看抗日歷史

最近內地有部電影很火，叫《南京！南京！》，聽名字你可能就知道故事講的是大半個世紀以前發生在南京的那場世紀屠殺。4月份就在九龍塘地鐵站看到了電影宣傳海報，我問同行的朋友：「香港人會去看這部電影嗎？」朋友回答說：「這是部大片，香港人應該願意看吧。」接着又補充說︰「年輕人可能興趣不大，年紀大的人應該會看。」

香港青年協會組織了一個「放眼．祖國」文化電影系列活動，通過播放由內地和香港製作的15部精采電影並邀請專家進行分享，來幫助香港青年人加深對國家的歷史、文化和民生發展的了解，增強國民認同感。作為青年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我被邀請在4月份分享其中一部電影《太行山上》，一個抗日戰爭的故事。在電影放映現場，我看到來的香港年輕人並不多，坐在前排聚精會神盯着銀幕的，幾乎都是上了年紀的老人。

工作體驗 日本人認真態度

我出生於80年後，在幸福和平的環境中長大。家鄉在安徽淮河之濱，那裏有着極為豐富的煤炭資源儲備，有「中國能源城」之稱，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成為日本掠奪煤炭資源的戰略要地。當年日軍挖有深達數米、長幾十米的埋屍坑，勞役折磨迫害致死的煤礦工人被拋屍其中，屍骨累累。據史料記載，最大的一個坑，有 13,000多名礦工被拋進該坑，被稱為「萬人坑」。解放後，這些坑被當做歷史遺迹保存，改建為紀念館。小時候，學校都會組織學生去參觀悼念，由於很多同學的家人和親戚都是在礦區工作，感同身受，對於日本人的殘忍和無良十分痛恨。

上大學後，離開家鄉，去了北京，進了清華。在清華，有一項最高學生獎學金被命名為「一二．九」獎學金，紀念清華師生於日寇侵華後發起的一二．九抗日救亡愛國學生運動。當時的清華學生，解放後曾任清華大學校長的蔣南翔帶領同學振臂高呼「華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很多清華學生投筆從戎，抗日救國。在清華學生中，開始代代傳承以實際行動為國家富強而努力的一二．九精神。

離開清華後到了香港，求學創業多年，對於日本的看法又因身邊的感受和體驗而發生變化。我們的客戶中有香港人、內地人，也有外國人。我們有位日本客戶，項目合作中嚴謹認真，一絲不苟，付款及時，從不拖欠，交流態度友善謙虛，是公司同事公認的最佳客戶，合作幾年下來，不由得心生佩服，開始思考日本人的成功之道。

「落後被捱打 強大才安全」

回顧成長的歷程，對日本和日本人的看法受着環境和體驗的影響，變得更加複雜。但始終清晰和堅定是「落後就要捱打，強大才會安全」，對國家如此，對個人其實亦如此。最近，香港青協有個朋友問我「你覺得甚麼對香港年輕人最重要？」我的答案是，對於現在的年輕人有份好工作最重要。人人有好工，就會有安全感和凝聚力，社會也會強大。到那個時候，年輕人怎麼看日本也許就變的不那麼重要了。

網絡動員推進社會 切勿只說不做

打從互聯網於九二年引入香港，網上社群就成為一股主流以外的聲音，但一直為人所忽略。直至零三年七一遊行，媒體始發現自己不再是單一的動員力量，亦有一群在網上組織的人站在行列之中。而去年反對警方處理藝人床照案執法手法，以及今年的反對淫審條例及基督教右派言論的遊行，網民都走在前線，各討論區及新聞組用家自行協調，超脫了一般人想像中的遊行或社會運動，總會有一核心團體或人物，而是組織鬆散、各自出動的網民。

筆者近日亦通過網絡，支援因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而面臨拆遷的石崗菜園村居民。村民在零八年十一月赫然發現自己家園因興建車廠需被拆卸，之前政府的諮詢只到達區議會及村代表層面，卻忘了新界的村落眾多，又分成原居民和非原居民，訊息根本無法傳達到村民層面。村民的苦況迅速傳到網絡之上，一眾青年人找尋資料，聯絡專業人士提供意見，組合成新一波的社會運動，協助村民爭取公義。

推動網絡成公共空間　鞭策政府

網絡動員的議題，未必與年青人有切身關係，但同樣來自政府在執法及管治上的粗疏，令部分人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公義無法顯彰。年青人利用自己熟悉的媒介傳達訊息，希望獲得各方的支援，為被壓迫者爭取利益，進而推動社會改進。網絡一如德國哲學家Habermas所指的公共空間 - 在公民社會剛成熟的時候，有些地方是政府用法例管治不到，或者不方便管理的私人場合；當這些私人場合，變成公共群體聚會思想的地方，則大有幫助凝聚知識份子的意見，然後對政府產生監察、鞭策的作用。

從中國經驗出發　落手參與

網絡動員在中國更非罕見。在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共產黨政權強硬封鎖了言論自由，唯獨在比八九年前更形封閉的言論空間中，網絡是相對寬鬆的。共黨希望以金盾工程及各式網絡監視者引導言論方向，均被網民以各式具創意的方法打開缺口。先以網上民間報導監察政府，透過採訪和發掘來建立對議題的認知；在廈門興建二甲苯（PX）化工廠及上海興建磁浮鐵路延長線等議題上，以網絡呼籲民眾關注自己的環境，從中擬定有說服力的倡議策略，挺身而出反對規劃，以集體上街散步、夢遊方式回應。

然政府仍以胡蘿蔔與棍子應對：一方面費力「協調」疏導示威者，一方面在報章社論吼叫「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街頭政治」；又以打擊低俗為由整風查禁網站（卻衍生出聞名中外的草泥馬），杭州近日更以打擊惡意言論為由，仿傚韓國執行網絡實名制。一切均見政府只視網絡及網民為另一股打擊共黨統治的力量，完全沒有準備真正接納意見，沒有反省自身問題。

網民們，請別忘記 - 網民也就是一個個活著的公民，不是一堆沒有形態的物體，不是以獵奇心態轉載數句的「網民意見」。要走出去參與社會行動，才不會流於網絡民主的虛幻，只說不做。

是陳一諤錯 還是國民教育錯?

港大學生會會長陳一諤因近日關於六四事件的言論，被同學發動公投罷免。

筆者是89年出生的大學生，與陳同學同齡，不難明白陳同學的思考模式有什麼意義。筆者不想以世代論來解構陳同學，只是以陳同學作為一個例子，看看現今89年以後出世的大學生，究竟是在如何的環境成長，以致有如此言論。

六四是一塊神主牌，在我們出生該年春夏之交發生的「風波」，改變了一整代人。可以移民的移民，留下來的，也要實踐「民主抗共」，一定要平反六四，譴責當權者屠殺人民的暴行。直到現在，還有父母帶子女到六四燭光晚會。

97年香港回歸，當時八九歲的小孩第一次懂得唱那首充滿打打殺殺、起初令人大惑不解的國歌。從此開始的國民教育，不斷滲透著作為「國民」身份，要認識祖國、貢獻國家、對自己的民族身份感到自豪。這種身份政治的管理方法有問題，因為它就像《心繫家國》宣傳片一樣，只講及國家的優點、祖國山河的宏偉、航天科技的強大，卻少有講及國家內部的問題，例如經濟發展背後犧牲了什麼人、內地的政治情況仍是多麼的惡劣等。學生很容易就墮進權力話語的陷阱，對中國抱有好感，甚至同情中共所為。

當然，學生並非單純的接收者。教科書不可能提及太多未有定案的近代史，只能提及基本的資料，引導的責任就落在教書者身上。可惜現在連老師都有可能害怕失去工作，自我審查，未必對學生解釋六四事件的全部經過。

陳一諤認為六四事件絕對需要平反，但不喜歡香港的民主派「要人一味接受他們的思想」，要理性分析事件。他又談及自己希望到聯合國弘揚中國文化，使人先明白中國國情，再作批評。

這顯示陳同學將「中國」、「中華民族」、「黨」等概念混為一談。在陳同學身上，更可以看到殖民時代去政治化遺留下來的問題，以為沒有立場就是中立，堅持立場者是帶有偏見（及會帶來殺身之禍）。我們可以看到國民教育的效果──大是大非的信念固然不能動搖，但是小如香港的民主政治，大至今日中國內地的維權運動，學生容易認為是「搞搞震」「破壞社會和諧」，同情打壓，看不見背後存在的權力壓逼，看不見這些反抗運動的意義。假若將自己的身份解構，就會發現「民族身份」與「國民身份」並非對等的概念，甚至質疑國民身份只是統戰的手段。就像中國國民從香港進入內地，竟然需要設關卡，從而禁止香港民主派入境！

今天，香港的歷史教育都快將走進歷史，迎接通識科的來臨。通識科的教學方法，不免令人質疑，老師還有多少機會與學生討論六四事件的經過，民運的精神如何延續至今天內地一連串的維權運動，以及中共的打壓。老師的責任不是灌輸學生某種態度，而是陳列更多的資料，讓學生自行去選擇取態。筆者擔心，香港以後將會有更多陳一諤，看不清壓力逼迫，還受到暗地裡的統戰，同情中共政權。

筆者不免洩氣，某些當年譴責屠城暴行的明眼人，今天靠攏政權，有權有勢。親眼目睹事件的尚且折腰，也怪不得下一代的愚昧。上一代若把關不力，最終要埋單的還是香港人。

經濟結構問題 年輕人難找工作

我畢業於03年，那年頭是沙士後期，找工作仍十分困難，月薪低至五、六千元的職位也有很多人爭奪。幸好，香港鄰近的是號稱“世界工廠”的珠三角，受惠於全球貿易一體化，正是欣欣向榮。也同時帶旺了香港的貿易及物流行業，吸納了不少我的朋友從事相關工作。

到了05-08年，金融業火爆，無論是零售銀行、商業銀行、甚至是投資銀行，也前所未有的大量招攬畢業生加入。更甚的是，本來已投身貿易及物流行業的朋友，也因種種原因，轉投金融界工作。

「好穩陣」行業 亦現栽員潮

09年的今天，似乎時代正在逆轉。我們原以為“好穩陣”、“可以長做長有”的行業都面臨著重大的挑戰。而我甚至懷疑，這兩個行業能否支撐現時這樣大規模的就業人口？更擔憂裁員潮何時才能完結？

首先講一講金融業。由於金融機構在過去幾年依靠出售基金、如迷你債券之類的結構性金融產品，賺取大筆利潤，便大開分行，增聘人手，以擴展個人理財業務。可是，自雷曼迷債事件後，不少投資者對此類金融產品的信心受到沉重的打擊。也因此，在過去幾個月的銀行裁員潮，個人理財業務部正正是重災區。

再看貿易及物流行業。國家的產業升級政策和全球貿易萎縮直接或間接導致了近期中國沿岸省份的大量工廠倒閉。廣東省正是重災區。因此香港貿易企業的生意大幅減少，正鬧裁員潮。

之所以說問題是結構性，是因為我認為即使經濟復甦，工種未必會回升至之前的數目。

就以銀行的零售銀行業為例，經過雷曼事件之後，香港人會再像前幾年般大舉購買銀行的金融產品嗎？另一方面，珠三角已倒閉的生產低增值產品的工廠會重開嗎？而香港在海運方面流失予深圳的生意會回流嗎？

中小企省成本 工種北移

也許我們應該要有心準備，以目前的形勢來看，能制造大量就業機會的新工種未必會在短期內出現。而我更擔心的是，很多服務業企業為了進一步節省成本，正進一步把低技術工的工種北移。過去只有大企業做，但現在連中小企業也開始有所行動。這是由於現時企業開源很難，唯有集中力量去節流。基於香港人和內地人的工資仍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將工種北移就是其中一個好方法。所以我相信，這些工種北移了就不容易回來。

也許我們應該祈求新的泡沫快些出現，那就可以吸納大量的剩餘勞動力。會否就是最近經機會提出的六項優勢產業呢？

20世代莫慌 世界終歸是你的

生於90年代的你們，想來，你們比我們受到更多成人世界來的標籤。「思想幼稚」、「捱不了苦」這些是從來就有的，最近的甚麼「6P案」、「校園濫藥」、「自製爆炸品」使指摘變得更「理所當然」。

雖然近年好像聽少了「生舊叉燒好過生你」，但成人世界給你們的限制、打擊和傷害，也許已令你們自覺比那塊叉燒還不如？

父母無暇溝通 只好高壓管理

不少父母把管教你們的責任，都通通交給了政府、學校；但政府和學校的教育，卻又和你們太脫節了。他們管教的模式，簡單點說就是斬腳趾避沙蟲，以為不讓你們接觸某些「壞東西」，你們就不會「學壞」了。他們的性教育只會叫你不要發生性行為、男女朋友要有界綫、不要看色情資訊等，但他們不會告訴你們怎樣自慰，更不會教導你們避孕套的正確用法，怕你們學懂了便會「想入非非」。政府最近檢討淫審條例，要網絡供應商過濾「不良資訊」；又在財政預算案中投入6,000萬元來教導你們「如們正確安全使用互聯網」，自然也是來自相同的思維了。

你們的父母，也許工作真的太忙，沒有時間為你們製造弟弟妹妹。你們當中很多也是家中的獨子獨女，沒人和你們吵鬧、沒人和你們嬉戲，而父母們不是營營役役、連對你們嘮嘮叼叼的時間也沒有，就是將你們送往各興趣班、補習社和與你們年齡絕不相稱的訓練班。你們只好自己尋找樂趣吧，怎料到這些樂趣在成人眼中都是「錯」的、要打壓下來的呢？

你們的父母們，可能在你們的年紀便已經要出外打工養家。他們所經歷過的父母「教導」便是「棒下出孝兒」，偏偏現在打仔隨時變成「虐兒」，令他們的唯一法寶也失去了。他們也不懂你們現在那些Facebook、MSN、討論區的新玩意，不知道如何學習你們的語言——你們說要「拜祭laughing哥」，他們隨時以為你們真要去墳場去為他上香。他們很想疼愛你們、很想跟上你們的步伐，但卻真的沒有時間，被社會擠壓得去學習、嘗試和你們溝通的時間也沒有。他們的理想早在結婚、買樓、生孩子和養家之後已被磨滅殆盡，你的想像力和好奇心在他們眼中自然也是不切實際、甚至危險，於是只好歇斯底里地管理你。

說實在，政府並不真心在乎你們幾歲做愛、和多少人做愛、或是會否吸着大麻做愛；他們要的只是everything under control，而這種秩序卻正扼殺着我們的生活。

用好奇與想像力 改變世界

各位年輕朋友們，這是個變態的社會，比甚麼「5P」、「6P」更變態；就是這個社會，把你們的父母從生活中擄去，把你們的理想消滅淨盡！你們沒需要像超巿廣告中那個小女孩般「慳得一蚊得一蚊」去儲錢購買父母的時間，在父母沒空理會你們的時候，何不天馬行空地想想自己想成為怎樣的人、想想改變這個社會的可能性？

別小看你自己，毛主席（你可能覺得他很out，但他有時很有point）這樣說過：你是八九點鐘的太陽，世界終歸是你的。那麼，面對這個將交託到你手中的世界，你打算將它變成怎樣？願你知道，你的想像力和好奇心是打破桎梏的最有力武器，因為時間站在你這邊。你思考，社會便會因你而改變！

撰文:羅健熙/林輝 註冊社工、Roundtable成員/Roundtable Community總幹事

成功靠才智 還要投胎合時

跟一位高傲友人逛書店，走至個人成長的書櫃拿起一本大概叫做《在兩星期內告別失敗》的書，鄙視地翻了翻，然後高聲說︰「真不明白為甚麼有人會看這些無聊書，他們注定一世做失敗者！」說畢，才發覺身邊有三五個人正在那行書櫃選書，只好面帶歉意急步離開。

友人跟我這等自命有識之士，當然不會愛看畫公仔畫得太過出腸的勵志書籍。一向認為如果我們讀的連阿貓阿狗也看得懂，豈非跟他們一樣？但是，我們失落的時候，也需要精神上的支持，一向依靠的書籍多來自財經報章的推介，才發覺它們其實都隱含着這些勵志的道理，只是多了一層包裝而已。

具成功條件 緣何成就不高？

近讀Outliers，其副題為The Story of Success，顧名思義介紹不同行業裏成功人士的故事，包括軟件大亨、運動員、律師、飛機師等等，從中歸納成功的元素；它指天賦條件（如智商）雖然是必需，但超越某門檻後，這些條件就沒有明顯的影響。反而後天的種種因素卻是成敗的關鍵，包括「一萬小時法則」、獨立程度、適應力、反抗權力的能力（Power Distance）。

一邊讀，總不免一邊把自己的處境跟書裏描述的成功人士比較。筆者經歷過不少淘汰性的考試，智商應低不到哪裏去；花在本行的時間沒有一萬小時也至少有七至八千，成長於人均適應力高的香港，現身處在Power Distance很短的美國，這通通都是書裏描述成功的關鍵因素，理論上我應該是個出類拔萃的成功人仕。不過為甚麼我還自覺高不成低不就？

倘非時勢配合 未必有微軟

這本書提供了很好的答案。成功與否其實也取決於投胎時的運氣，亦即關係於世界的大潮流。70年代電腦減價，個人電腦開始流行，Bill Gates就是於當時輟學創立微軟，趁着這空檔佔領個人電腦軟件的世界。若果他早幾年出生，當他畢業時只有大機構才能負擔電腦設備，可能他只會是個出色的軟件工程師；若他晚幾年出生，到他上大學時大概整個市場已被瓜分，沒有讓他創立微軟的空隙。

說穿了，就是個好好的安慰。一方面，我擁有書裏所列成功的必要條件，可視自己為成功人士；另一方面在現實上，我是生不逢時罷了。Outliers之所以流行，於作者敏銳的觀察力外，我覺得，還在於它安撫了許多外表高傲自信，但內裏鬱鬱不得志的心靈。

港人曾經歧視苦 何必嘲弄菲傭

近來陶傑這香江才子一篇遊戲文章，把另一個國家的人民大大傷害了。老實說，如果把那文章直譯到中文，我們都只會一笑置之——他那指桑罵槐的風格，無論是神州、董建華、還是憤青都無一倖免。他的風格以英文表達是否傳神在此不論，倒是媒體與民間的回應直令人不安。

菲傭示威 媒體報道低調

媒體對印尼及菲律賓族裔的周末大遊行低調報道。那不是幾十人的示威，而是數千人連續數個周末的遊行。大部分報紙卻只對社民連在立法會裏說「不該」是否不該大量報道；至於網上論壇對菲律賓抗議的惡毒回應，由賓賓到死賓奴等等，那坦蕩蕩的歧視，已不是陶傑那篇失敗英文刻薄文章的層次。

雖說香港是國際城市，其實差不多95%的居民是華人。由百多年起，英國殖民地時代對被統治的市民階級化，我們已經被灌輸了「高級華人」，「阿差」等的錯誤概念——即使當時已被大英帝國統治的印度與尼泊爾裔人士為英國人在戰場上打生打死已獲得擔任公職的權利，比香港居民高級。至於對內地同胞的稱呼，更不用多講了。

現今香港好像已習慣了歧視與被歧視。由年齡、性別、膚色、口音、學歷、收入、甚至性取向等等，只要不符合社會上成功的樣式便互相歧視，以不堪入耳的稱呼去羞辱對方。為甚麼我們不可以包容一下，理解分別，去學習對方的優點呢？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嗎？

加國少數族裔 公平對待

作為在加拿大長住的香港人，我是少數族裔，但也受公平對待。即使歧視是人類排斥異己的本性，只要你努力向上，總能被社會接納認同的。

或者你要做到120分但亦並非難比登天。所以加籍華人能當上總督與市長，華裔在美國甚至能做能源部與商務部部長。那香港開埠以來，除了夏佳理與喬寶寶外，真正被香港人接納的東亞裔人士又有幾個？作為出國接受教育比率最多的新香港人，你們真的可以把香港人對其他族裔說的形容詞告訴外國朋友而不感到難為情嗎？

「玫瑰，不管換個甚麼名字，還是一樣的芬芳；人類，不論有甚麼顏色，應有一樣的尊重。」香港融樂會倡議總監王惠芬在她的卡片上如此說。只可惜，在一個思想守舊、只重功利、文化一元的社會裏，再多的種族歧視條例也只是空談。溫總說不進則退，對這個死氣沉沉缺乏創意仍然停留在「叻，我至叻」的城市也是一針見血。

給……長輩們——20 世代的反思

（原刊於４月１１日明報）

生於香港、長於香港，在這裏生活了20 多年——跟任何年代的香港人一樣，我們避不開社會的氛圍、你們的教導。我之所以為「我」，與你們實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

不知是中國人的習俗還是其他原因， 「一代不如一代」總是比「青出於藍勝於藍」更具感染力。只要到街上做個訪問，看看市民對「年輕一輩」的感覺，相信「一代不如一代」會以極大比數勝出——即便是我們自己，看着較年輕的青年朋友，偶爾也會不自覺慨嘆「一代不如一代」，並以此作為解釋所有青年問題發生的理由。

從1970 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以來， 「自由經濟」和「自食其力」成了香港精神的兩大核心。我們這一代，自小便學懂「執輸行頭，慘過敗家」的道理，我們也不停被灌輸「賺大錢便是成功人士」的想法，讀不好書賺不到錢那是失敗者。長大一點，當我們開始和你們談「興趣」、談「理想」時，得到的回應總是「理想唔可以當飯食」；但到現在，卻老是聽到你們說年輕人沒理想、沒大志。

盼給青年人多點信任尊重空間你們又說我們沒有捱過苦，抗逆能力和你們相比相差太遠；更年長一點的長輩也不時將抗日、國共內戰時的苦况掛在嘴邊， 「再苦也捱過」。

實在，我們沒有這些經歷。又再想想，我們到底是怎樣成長的呢？你們對我們簡直是呵護備至，你們常說「我哋捱過，唔想你哋都要捱」，因此便用盡一切辦法，幫助我們避開所有可能出現的困難挫折，讓我們享盡你們能力範圍內的最大奢華！你們甚至擔心我們不能妥善做好工作，不放心交棒給我們，導致你們到今天仍然不能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但到現在，你們又說我們「抗逆能力差」，說來也是百辭莫辯。

當政府為大學生們定了4000 元的最低工資，學生們抗議，你們叫我們不應計較，應多爭取機會和經驗，看誰誰誰為爭取機會寧願不收錢，這才值得好好效法。你們又說其實4000 元不算少了，我們語文能力差、沒國際視野、不懂國情、高分低能，嫌少的話去找份4 萬元的工作試試。可是，你們從來不都是以工資高低來衡量我們的價值嗎？大學每年都拿畢業生的人工炫耀一番，搶着開辦吃香的賺錢的學科，像歷史、文學、社會科學這些不會賺大錢的學系，卻不是被殺系便是無奈苟延殘喘。過去十多年，做地產的、IT 的、投資顧問的，不都曾是你們眼中「搵到錢」的叻仔叻女麼？但誰會讚揚有理想但錢賺得少的文字工作者、藝術工作者、社區工作者？市况不好了，我們只希望有合理工資，卻都成了不肯吃苦、沒有遠見、唯利是圖，卻又有誰會想想那些借了十多萬元讀個副學士、畢業後每個月要還錢要養家要看親戚朋友臉色的年輕人的感受？

叫許多大學生、副學士學生和其他在教育階梯上努力的青年人最感到委屈的，不是工資銀碼多少，而是那種對青年人的輕視和不信任。你們用「為你好」心態說出「一代不如一代」，簡單地變成一竹篙打一船人，簡單得讓人忘掉問題從何而來，簡單得令人以為只要青年人「改過」，所有問題便會迎刃而解。就像那4000 元實習計劃，我們不會懷疑那「為你好」的良好動機，但在此之先，又有否細心聆聽青年人的真正需要？我們從沒打算將我們的不足諉過於人，也願意一起努力面對經濟不景的困難日子，只希望——給青年人多點信任、尊重和空間，如此，足矣。

作者羅健熙是註冊社工、Roundtable 成員，林輝是Roundtable Community 總幹事

我自尋我道

Source Blog ：中環薯條

自從跟他分手後，我自有的生活模式徹底地由"70%被主導"過渡到"100%自我主導"，留給自己的時間一下子多了，生活的方向卻迷糊了。

連自己曾經覺得很稚嫩，很浮燥的想法也不停出現 : 整天也在發牢騷，自覺自己是一隻被困的鳥兒，總不能痛快地在天上翱翔。

竟更深覺就算吃好的穿好的，再有錢也不能換到快樂。(當然我並不有錢)

想買樓想買車想轉工想這想那...從前很看不起坐這山望那山的人，如今自己竟是其中一份子。面對眼前的工作，只像村上春樹小說裏所謂的掃雪工，只能盡力，卻不能盡心。

大佬以前曾對我說，他26歲那年已經在做大公司中國區的副總經理，手下管著幾百人。有日在街上看見某銀行舉辦投資講座的宣傳海報，赫然發現其中一主講人竟是我舊日的大學同窗，而他現已貴為某外資投行的投資產品部副經理。

快要26的我，卻尚未找到人生的方向。

那種站在一個大草原上，茫茫然不知天地何處的感覺，忽而襲來。只有風在耳邊呼嘯，四周的草被吹得沙沙的俯伏不定。<舞!舞!舞!>中的"我"尚有羊男為他連接各種機緣，引導他返回他的世界。現實中的我們只有靠自己走出自己的路。

因為母親早逝的關係，小時候已培養出頗獨立的性格。小六時自己選中學，中三時自己選科，中五時自己選擇不原校升讀而去恒商，預科選大學，大學選科......無一不目標明確，決而行行而達。到了選工作，縱使不能盡如人意，但每次公司老板同事總也待我不薄。究竟，我還在求什麼?我還缺什麼?有什麼可以令我安定下來，令我盡心盡意盡性盡力地拼，我說不明白。

覺得自己一事無成，心裏卻有一團火，宿命似的要在這一生裏燃燒些什麼，成就些什麼。

我不求別人明白。多說也沒用。唯有等待。

我愛。我恨。
我記。我忘。
我醉。我醒。

我自尋我道。

拆牛下掀獵影潮 誰理歷史?

牛頭角下邨將要進行第二期清拆，上網搜尋「牛頭角下邨」，不少都是人們特地到牛下拍的照片。聽到快將重建的新聞，生怕以後拆了沒拍照會後悔。去拍照是好事，起碼有人還記得牛下，留下一點照片日後再看。但拍照純粹是拍照，有些人說「其實我對牛下沒什麼感情」，因為別人去我就去。人們沒有發覺，自己不是在懷舊，而是在消費牛下，一個有時間限制的旅遊景點？

玩樂拍照 無異去旅行

試回憶一下去旅行團的心境。到旅遊景點，找特別的景色拍幾張，奇怪的東西拍幾張，自己也要留影，做個V字手勢，笑一笑，拍得真美，回家放上網與眾同樂。當地的歷史啊，不，也許太沈重了，當地的風土人情，港人都沒什麼興趣，他們想要的是玩樂，拍些照片，吃點東西，又要走了。

人們去牛頭角下邨美其名是去懷愐，實際上跟去旅行團沒什麼分別，去完一個景點，又到下一個，在人們心中沒有任何重要性。特地看了過去六七年的報章，看看有什麼重要的新聞──02年居民大力爭取原區安置，參與新社區的規劃；03年SARS，董太穿著全套裝備叫阿伯「記得洗手洗手洗手」；06年有牛下地皮應興建公屋還是私樓的爭議；07年房委會決定地皮用作興建歷來最高48層的公屋；08年商戶不滿賠償金額太少拒絕搬遷，又有電費補貼如何遷去新居的問題；近來就有建築內的石棉對工人及居民健康的問題。牛下的歷史及關於重建的新聞，對拍攝者毫無意義，他們根本不想跟社區建立關係。

因有人存在 舊邨才值得懷念

對舊區消失感到可惜，最終應指向對社區、對人的關懷，否則拍照不是在懷愐，而是在獵奇。因為「舊」買少見少，所以我們去尋幽探秘，照片就是戰利品。牛下以後變得怎樣，該區長者的生活變得怎樣，對拍攝者都無關痛癢，他們想知道的是，下一個值得去獵奇的地方在哪。將拆的屋邨之所以值得懷念，是因為有人存在，人的互動達成了社區生活，才有各種各樣的社區特色。相片可以用作紀錄社區與人的故事，但在網上的照片看不出有這種意圖，拍攝者只是像旅行團一樣將奇特的東西拍下來，紀錄牛下的表面，對於社區人的生活、文化如何構成，對香港整體的意義。拍完照還有誰管。

用心記住舊香港的生活方式，為舊社區的人們的故事留下印記，追求進步的同時不忘舊，才是拍照的意義。這樣牛頭角下邨的歷史意義才不會被忘掉。

大學生月薪4千 踐踏尊嚴？

最近在九龍塘的街邊看到一條由社會民主連線打出的宣傳橫幅，寫着反對大學畢業生4,000元實習計劃，並認為政府逃避解決失業問題，踐踏大專學生尊嚴。

這個看法是否符合社會民主原則我不清楚，但在香港這樣一個高度市場化商業化的城市，大專學生的尊嚴值幾多，並非是讓政府做了替罪羊就能解決的問題，顯然、必然而且只能由市場和僱主來給答案。

全球化分工 蠶食港市場

眾所周知，自內地改革開放以來，香港憑藉特殊的區位優勢和時空機會，以及老一代香港人頑強拼搏的精神，創造了香港奇迹，成就了今日的香港。但也是在這幾十年，全球化熱潮席捲世界，任何產品都可以是歐美品牌、日韓設計、印度服務、中國製造。當世界以一個扁平的形態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時候，香港過往的區位及時空優勢不復存在，全球化分工將重新建立新秩序，香港青年人的價值走到了需要重新評估的十字路口。

依據基本商業常識，我們可以知道人力資本的價值正比於以下關係式：（人力資本提供的利潤×市場規模-運營成本）/人力資本規模。

隨着內地經濟快速增長和改革開放力度加大，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香港和內地無論是產品還是服務的價格差異快速減少，香港人力資本提供單位產品或服務的利潤不斷下降。內地及周邊地區的局勢發展，如上海發展金融業，澳門發展博彩及會展業，新馬泰發展旅遊度假購物，再加上台灣直航，都在蠶食着香港的市場。

薪酬勢趨降 青年當自強

香港目前正依賴不斷推動的內地居民香港自由行，來試圖抵銷各種競爭因素帶來的客戶及市場萎縮。香港的日常生活消費成本是內地大城市的2至3倍，房地產價格卻是內地大城市的4倍以上，運營成本居高不下，沒有下降可能。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市場的結果，亦帶來了人力資本規模的不斷增加。從關係式中每一個參數的走向來看，香港人力資本貶值的趨勢不可避免。換句話說，香港大學生的收入水平，將來只會更少，不會更多，這是由基本的市場價值規律決定的。

政府為緩解即將畢業的大學生就業壓力，撥款扶持，確實治標不治本。但青年人就業絕對不止是政府的責任，需要教育機構、父母家庭及公司企業等各方的共同努力，在教育過程中，對香港青年人的價值觀、責任感、態度和專業技能等各項素質進行有效提升，才能讓香港青年人在全球化競爭中保持核心競爭力，獲得理想而滿意的回報。

阿嬸鬧機場 顧客永遠是對的?

「顧客永遠是對的？」這一道問題，在我入職前的面試裡，曾被面試官問過，而我目前仍認同當時的答案──顧客當然不可能永遠是對的，但在他們做錯及無理取鬧時，我們只能平心靜氣地提供最好的服務及選擇。

跟第四代人不知有沒有關係，只知道香港有些畸型價值觀，不知從何演變至此。老實說，筆者極不願寫工作範圍的事，但機場阿嬸一事卻令我有撰文的衝動。此事予人印象是，一個遲到登機閘口的婦人只消在閘口前大吵大鬧，滾一下地沙，就能倒是為非（航空公司其後以影片被放上網，作出道歉，並以免費商務機票作為賠償）。天啊，以後教我們怎生面對故意遲到的客人？

過份縱容顧客 香港獨有

始於劉天王一句：「今時今日，這樣的服務是不夠的。」而種下禍根，造成眾公司紛紛提供扭曲了的客戶服務。曾說過香港是一個過份發展的地方，香港人從出生起已適應這種過份發展的社區型態。你能想像航空公司要求服務員做到乘客辦理登機手續的等候時間是零嗎？你能想像就算手持外國護照，但居港超過一年，已被同化的洋人，在等候時間超過兩分鐘，會肆意大聲無理地投訴，說他等得太久，並向我們爭取免費升等嗎？

公司的指引，當然是盡量息事寧人，免費升等必定不能，否則利潤從何來？但每日面對這種情況，甚為無奈，很想了解是否我的兩分鐘等於別人的半句鐘。加上自己不斷在旅行時觀察其他地方的機場，竟發現原來要求高且喜歡放聲謾罵看不起服務人員的人，只會在香港出現，那些人，也不一定是香港人，可以是國內同胞、居港的洋人、日本人、馬來西亞人甚至乎留學海外的中國人。

為保服務質素 前線叫苦

曾和同事研究過此等怪異現象，實屬香港獨有，得出的結論有二，一是香港發展得太快，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超級有效率，稍慢就會被淘汰；二是香港的服務業才會理會那些不合理的投訴，以中國人或港人為主的管理層，一致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甚或荼毒，不斷向前線人員施壓，要求他們表現出忍讓以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美德。

國泰，一間本地航空公司處理機場阿嬸一事，就告訴大家原來要無理取鬧，才會獲得注意，乘客們都被寵壞到跟三歲小孩一樣，引証了香港提供的服務已去到畸形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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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余賜恩

肥媽鬧機場—陶傑

人在中環:阿嬸之二

知識天璽價 負債天比高

這是一個甚麼也可售賣的年代。人力可在市場售賣，卻值不了幾斤；知識可在市場善價而沽，售價可比天高。

我由高級文憑到碩士，不知是禍是福，不用負擔學生貸款。同學畢業後薪金比我高，多出的部分都被在學時期的學費貸款蠶食好一截；修讀副學位課程的被迫選擇免入息審查貸款，利息高另加風險調整系數，畢業後還款額等同置業首期，是為預支知識的代價。

剛公佈的大學生實習計劃希望讓大學生「擴闊視野，增加歷練，為工商界培育人才」，最低薪金四千，隨時比倡議中的最低工資更低；副學士苦讀兩年，付出的學費借的貸款一樣多，財政司一言道破學位迷思：找不到工作，大可報讀毅進青少年見習就業計劃 - 副學士一下子跟中三學生競爭，預支知識後毫無條件償還。

大學生以至副學士的價值被貶成跟中三同等，畢業生看似無力抵抗這超穩定政經結構。畢業－就業－失業迴圈令知識看來不再有價值。香港開始跟日本一樣，陷入格差社會的困境，社會階層失去流動性，皆因經濟結構的轉變，引發一系列既有社會結構失效。

紐約城市大學人類學教授David Harvey認為，中東石油危機引發全球經濟衰退，企業產能過剩令資本主義系統技術上崩潰。重生的體系針對各種特定需求，加強各範疇的創新速率，令技藝快速的被毀滅和重建，勞動巿場二分成為中心與邊陲兩部分，長期或穩定的僱用方式與相對不穩定的外判、承包、散工，衍生出高程度的結構性失業。這一切是之創造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源自資訊控制權的失衡，。

社會再轉型　豁出去！


資訊成為被受重視的高價商品，所謂知識型經濟，實是強調個人及企業對資訊的控制。一直行之有效的教育系統，無法應對高速改變的社會，學生被施於同質化的教育，在超激烈及多元的競爭下無以為繼，猶如在學校中廢校，被學生否定教育的意義；企業仍然壟斷市場，管理架構幾乎不變，青少年似乎只有就業或是失業，勝組或是負組，資訊的控制權仍是無法來到自己手中。

既然社會如此，將自己關在安全的辦公室中，不如豁出去被資訊洪流衝擊，擁抱風險。當一切穩定只是建基於火箭專家估算市場不會大舉失效的機率，企業又選擇以外判及散工應對，當一個Freeter（自由Freedom及兼職Arbeit）嘗試擔當各種任務，薪金可能比實習更高，獲取的資訊可能比同輩更多。為個人興趣找尋出路，將之變成改革社會的創意，除非選擇沿續過去的一套，將自己困於業已陷於困境的時代。

也許，學生們應如寺山修司的電影，拋掉書包上街去，重演1968年巴黎那場沒有推倒資本主義的革命。高呼胡志明，逃出去。

延伸閱讀：
一蚊健 (2009年3月1日) 我這一代實習生. 獨立媒體

David Harvey (1990) From Fordism to flexible accumulation in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藝人吸大麻 應如何反思

兩名藝人在日本被發現藏有大麻，輿論一片嘩然，認為年青偶像吸毒，會對青少年造成嚴重影嚮。

我搞不清究竟是不容許藝人犯法（日本法律禁止藏有大麻）？還是不容許藝人（在大麻的作用下）於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抑或是不容許藝人言行相悖（藝人曾經宣傳禁毒）？

如果故事不是發生在日本而是法律容許大麻的荷蘭，二人被發現於咖啡室內吸大麻，他們沒有犯法，輿論又會否嘩然？反過來，如果故事發生在蘭桂芳，二人沒有大麻，不過喝醉了，神智不清、腳步不穩地在街上亂吵亂罵，同樣地沒有犯法，又會否被大肆評擊？如果二人沒藏大麻，只犯了偷竊罪，他們所受的指控又會有別？

煙酒亦害人 待遇天壤之別

為甚麼大麻是毒品？顯然是由於興奮作用，使人產生幻覺，影嚮大腦正常運作，妨礙判斷，亦會上癮。但是，酒精和煙草不都有類似的問題嗎？它們同樣會使人上癮。酒精所引致的社會問題，同樣地多，為何酒精與大麻的待遇有天涯之別？

美國有趨勢把大麻列為非刑事化。奧巴馬於零四年曾表示美國應該重新考慮對大麻的禁制，原因是打擊大麻虛耗納稅人大量資源，但其產生的社會問題並不足以抵銷其開支。去年跟總統大選同時進行的公投裏，麻省居民以百份之六十五對三十五通過大麻非刑事化。

委實，在美國的大學校園裏，學生吸大麻的情況頗為普遍。在週末晚上，走過本科生宿舍，時常會聞到燃燒大麻的氣味。多位研究院裏來自美歐的同學都曾吸大麻，他們亦不以為然，也沒有上癮。他們都是在大學時，人吸我吸的情況下嘗過。早前，在奧運會連奪多個金牌的飛魚菲比斯，亦被發現在一個大學派對裏吸大麻。可見吸大麻於西方社會裏，亦不是件嚴重的事情。

被指言行相悖 政客也雷同

再且，為甚麼藝人講一套做一套有問題？藝人曾出席宣傳禁毒活動，今日被發現身上有大麻，輿論指責他們言行相悖。我們不如從八十年代末的立法會選舉開始，統計有幾多尊貴議員們的競選承諾，在當選後又得兌現？如果前言不對後語，足以要藝人消聲匿跡退隱江湖，香港的政壇就不會這麼熱鬧。

如果大麻不是毒品，兩位藝人又會否遭受嚴厲指控？我們又能否接受藝人們吸大麻？他們攜帶大麻出遊，顯然他們認同大麻的作用。兩位藝人又會否有膽量，如當年的奧巴馬，在香港倡議大麻非刑事化?

紐倫港的生與死

在金融風暴當前﹐全世界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作為Ground Zero的美國紐約﹐單單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已經損失了17,000個職位。曾經雄霸華爾街的五大投行從此不復存在。有人說﹐紐約玩完了﹐浦東站起來。其實﹐紐約對人才的開放與其金融和銀行業外的再生力，將確保它全球性的金融中心的地位。那再生力﹐就是創意。

城市發展3T (Technology, Talent, Tolerance)

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裡說過﹐城市真正增長的引擎是以其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來衡量的。當紐約那些投行從業者破產之時﹐卻是市場把被瘋狂推高的樓價解咒的時候。對時裝設計師、音樂家、導演、藝術家、心理醫生等來說﹐那正是搬進來的好時機。許多不同專業和不同類型的人擠在密集的環境 -- 正是創造新事物的重要催化劑。創新力，從長遠來看，便是保持城市活力和相關性的元素。

要吸引這些不同行業的創作人來生活工作﹐城市需要有其可取之處。美國城市學者李查德·弗羅里達在《創意階層的崛起》一書中指出﹐經研究資料顯示﹐城市的健康發展﹐與人才，寬容度，科技發展力有莫大關係。一個有寬容度與自由﹐而不是一大堆購物商場的城市才會吸引人才﹔一個尊重科研的環境﹐而不是只把電話當作潮流玩意的城市才會鼓勵創新。

那香港有嗎? 論寬容度﹐我們遇到那些極右翼宗教團體抓著社會道德標準話語權﹐儼如淫審處的幕後操縱者﹐甚至有認為保障同居同志的條文，會造成「愛滋病增加」的言論﹔ 論尊重科研﹐數碼港的偷天換日還歷歷在目﹐就更不要問中藥港了﹔論人才﹐可從最近香港動畫師奪得國際大獎，日本主辦機構願出錢出力,建議港府協助舉行頒獎禮,卻被一句"沒有餘錢搞典禮﹐也無任何利益"所拒絕一事看出來。

西九·明天的幻象

雖然香港今年的財政預算案裡有提出要拓展經濟新領域 -- 創意經濟﹐然而這些人工比奧巴馬還高的政務官團隊已被一河之隔的深圳官員超越。去年年底﹐深圳成功爭取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設計之都」稱號﹐成為創意城市網路十六個城市中唯一的中國城市。2007年深圳文化產業增加值更達465.5億元，佔GDP6.9%。而香港在政府以金融業為首的四大支柱產業之下，創意產業只佔GDP的2%。預算案裡那區區三年三億元的「其他創意產業支援」﹐實在來得太遲太少。老實說﹐2010的上海世博除了展示「八達通」我們還有甚麼? 可能只有《西九·明天的幻象》罷﹗

延伸閱讀:
How the Crash Will Reshape America (The Atlantic, March 2009)
三城記 Nylonkong - A Tale Of Three Cities
深圳設計：特區政策優勢淡化後的新增長點？
香港可否成為創意之都？ 科大商學院組織管理學系教授及系主任 李家濤
創意經濟以人為本
2.15「維護公民社會價值，反對宗教右翼霸權」大遊行
寫在道德戰火中的無人地帶
明光社
香港科技未來的「新方向」在哪裏？
絕望的香港創作人 John Chan
奠‧香港創意工業的死亡之日
為甚麼香港人的創意總是搞不起來？

動畫鏗鏘集-隱蔽老人

網絡加濾器 管制資訊遏創意

好些人接受自己是個庸人，只按本子辦事，其他的大多不聞不問，得過且過。問如何生活得更好，他們會答你「搞咁多野做乜」。

這是了解和掌握自己的限度省點力氣，還是不願去進步？朋友說，工作範圍不太重要，何需著緊。最好不用自行摸索，有例可循，不出軌就沒錯。也怪不得香港人被／自行定位成「沒創意」，創意在我們心目中是多舊魚的，沒有也可以過日辰。

反省這種狀態果實在可怕（有多少人會認真反省是問題）。假設人生下來是完全地無知的，成長依靠的能力就是好奇心，看見新事物夠膽去嘗試用盡不同感官去感受，並記住該種感覺，判斷是否對我們有益，他日可以再接觸。常言道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因為你不吃下去就不知道其美味，也不會繼續吃下去，想出多點的煮法使其更美味。缺乏嘗試新事物的勇氣，還對原地踏步感到高興，真夠荒謬。

畏懼新事物 填鴨教育之故?

除了內在的好奇，外在的壓迫也可以是動力。在內地，近日網上串流影片「草泥馬之歌」大熱，目的是對抗「河蟹社會」的壓迫，以粗口諧音片段，反抗消滅很黃很暴力資訊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網絡低俗」運動。在香港《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修訂剛完成第一輪諮詢，本地處境中言論自由非尚方寶劍，亦要限制在社會道德接納之範圍，但絕不應該對網絡空間作極嚴厲的管制，如強制安裝過濾程式及一定時間內禁止上網。大陸網民正正因為沒有言論自由，才群起表達不滿，香港故步自封之餘，還嘗試收窄活動的空間，不讓你碰就好！難道是生活太安穩，不論遇見什麼新的都感到驚慌失措，只活在舊有的舒適區就好？

某大學導師在網誌上寫過，有位日本社會學教授一抵達香港，即感到頭昏腦脹，原因是香港實在太五光十色目不暇給，習慣在田野間細味身邊事物的老教授，一時間受不住太豐富的感官刺激。原來香港人平日接收太多資訊，早就麻木，再給他新的東西會嫌煩，寧願不聞不問。就像小時讀書填鴨填多了，長大後就不願再吸收新知識，還嫌填不夠麼。終身學習／創新，草泥馬戈壁！

有句聽到爛的名言「stay hungry，stay foolish」，本來這就是人應有的生存模式，求知若愚，渴望有新的方法處理生活，渴望進步。我們竟是倒轉的，遇到新事物就左驚右驚。我們被填得太飽了。

引優秀內地人才 解香港婚姻煩惱

香港在男女關係方面是一個比較奇特的城市，繼承了東西方兩種文化的特點。

西方文化中，男女平等，女性獨立，甚至可以接受男人在家裡帶孩子。在香港的大小餐廳吃飯，經常看到男女之間AA分賬，甚至算零錢。香港的女性非常獨立，據報道擁有百萬港幣資產以上的女性人數甚至超過男性。無論在工作或是生活中，女人指揮男人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情。

東方文化中，男人要比女人強，學歷要高，收入要多。香港作為華人社會，也同樣具有這樣的文化特性。男人在結婚的時候，最好有房有車，最起碼也是要開始供樓。如果女人比男人強，男人就會承受巨大壓力，被認為有吃軟飯之嫌。老（男）少（女）配司空見慣，成熟的男人該有的什麽都有了，如果這個男人再有些身價和地位，這種結合一定會被祝福，幸福的生活等待著他們。而那些辛辛苦苦為生活打拼的小男人們，就只有瞪著眼睛看的份。

今年情人節，我們聯合在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海學聯、清華同學會等機構聯合舉辦了一場“讓心，有所屬”的晚餐約會，報名者眾多，超過100人，其中80%的報名者為年齡在25-35之間的適婚女性。整個報名過程中，女生咨詢的電話不斷，打聽有多少男生報名，年齡幾多，是否可以透漏更多報名男性的個人信息。春節前，我有一個女性朋友在香港博士畢業后決定回上海發展，問其原因，答案竟然是這裡找不到老公。

東西方文化在香港融合，雖然給商業和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好處，但雙重男女關係標準的并存，卻苦了這裡適婚的大齡青年，給他們的感情及婚姻生活帶來極大的困擾和壓力。媒體亦大力鼓吹富豪娶親，美女傍大款等社會片面現象，給一般人造成錯覺，仿佛男人沒錢就不用討老婆過日子了。

再加上如今的互聯網技術發展一日千里，宅男現象變得越來越普及，足不出戶就看盡世間美女，有文字、有圖片、有視頻、還能互動，進一步降低了青年男性在現實社會中尋找異性伴侶的動力。因篇幅所限，在這裡無法對更多深層次的原因展開探討，但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的社會，婚姻問題會成為一個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影響百姓的生活質量。

記得特首數年前在發表特區政府施政報告時提出，歡迎優秀內地未婚男青年通過人才引進政策來港發展。這一點非常必要，可以照辦，多多益善。

教育為GDP效勞 本末倒置

作為三年前的大學畢業生，我這輩實在聽到太多，也說了不少「一蟹不如一蟹」這論調。整體學生質素下跌（姑且當是事實）是一整代人面對的問題。我想，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看待「教育」？如何理解「教育」的功能？

微調語言文件 教學只為保經濟

最近讀到教育局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有關「微調中學教學語言」的文件。在「微調的目標」一段，開宗明義便是「香港需要提升其作為先進國際城市及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以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此外，香港作為國家的一分子， 在推動國家的繁榮進步上， 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為此， 我們必須培養我們的下一代具備良好中、英語水平」。我感到茫然。

走過十多年的學生生涯，完全理解學生在學習上是功利的。但我萬萬想不到，原來主管教育事務的政府部門竟然也是這樣的想法，更在文件中唯恐別人看不明白，要清清楚楚道出「教育是為保持經濟增長」的大道理。

我在聖言中學完成了七年中學課程，聖言中學的校訓是『克明峻德』；後在香港大學修畢社會工作學士學位，香港大學的校訓是『明德格物』。我過去都相信，教育的最重要目標，不在於經濟效益，而在學生的全人發展，包括價值觀的建立、道德的確立、視野的提升、獲取知識和技巧等，而教育也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我的兩個校訓也讓我知道，要在學習中「明德」和「峻德」，可算是人文主義的範疇，著重德性的彰顯。經濟效益，極其量只是教育的一些很吸引人的副產品而已。

訓練思考 才能提高學生質素

但在香港這個以經濟、金融為基礎，以港式發展為硬道理的城市中，原來政府已默默將這些副產品作為教育的目標。報章引述，有中小企老闆說「大學生唔得多過得」、「上班首天便等待離職」、「不知自己想做什麼工作」等，更證明「職業訓練所」培訓出來的大學生們只是空有職業技能。

若我們（包括政府和民間）相信教育的目標不在製造為GDP效勞的人肉機器，而是為學生提供更多機會建立他們的價值觀，讓學生知道和確立他們的道德感，讓學生訓練出批判思考的能力，為學生創造發展其興趣的空間，讓學生了解他們和社會（不局限於香港）的種種互動，能提升學生的眼界視野、對生命有所反思等，那現在很有爭議性的一些政策，不管是母語教學還是小班教學等，也許能更妥善地推行，前述的老闆評價也許亦可大大減少。

羅健熙（註冊社工、民主黨教育小組成員、Roundtable成員）

濫用火星文的惡果

與同事午飯聚餐，席間同事甲向我們訴苦，說不明白其兒子的另類語言。

第四代香港人，雖然被日本漫畫及本地漫畫的口語化字詞荼毒，仍能用完整句子表意。再下一代的，泛指刻下的中學生，多以半符號半英文半數字的簡短句子表意，同事甲曾厲斥其子表達能力欠佳，語意不明，一整句談話內容欠缺主語謂語，只得動詞。

我搭腔說，這是火星文年代。由icq演變到msn的年代，年青人更不須依賴句子去表達心中所想，只須透過圖像(icon)，或一堆以標點符號組成的表情符號，上兩代人無法理解為何冒號加一個大階英文字母Ｄ等於一個大笑臉。上兩代人更無法理解以數字諧音代入以中文字為主的句子，例如：「喎系5系巧令」你根本無法拆解（decode）為──「我係唔係好靚。」又例如：「十卜」原來解英語的support。

筆者唸小學時，中文老師強調說話時不能中英夾雜，但目前的初中生，不止把兩種語言夾雜使用，他們更進化到把數字及倉頡原碼運用，成為最快捷便利的新一代共同語言。這種火星文的掘起，相信跟我們的即食文化有關，在香港，甚麼也要快，要快人一步，連溝通模式也一樣。這，到底是一件好事嗎？

於我這個古老石山而言，當然不是。假若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只餘下即食、快捷和便利，舊文化便會被沖擊，甚至消失。前人常鼓勵莘莘學子多讀報，學習寫作，當報章口語化、題材雜誌化，我不敢肯定後人仍有能力寫好中文，這並不關乎學制是母語教學或非母語教學，而是一整個社會的氛圍，根本就不鼓勵傳統寫作。

走過大街小巷的書店，打書釘的港人多圍在暢銷書藉那一台，或自助旅遊的另一台。令人側目的是，我曾發現一本「小說」，只是節錄二人的msn對話做內容，讀這樣的「小說」，真的有所裨益？真令人感到汗顏。難怪網上不少編輯對新晉記者有所批評，要替爛稿來個徹底整容。到底若干年後，報章會否只餘下圖片及照片說明那二句完整句子？

學上網虛擬消遺 長者不愁孤寂

嚴嚴冬日，路邊積雪結成濕滑又骯髒的冰，北面吹來乾燥刺面的凜冽寒風，如非必要都不會上街。時值學校假期，沒需要回校，夢醒後還留戀在溫軟的被窩，把電腦拿到跟前，先看電郵後查網誌留言再爬別人的網誌。

打機睇戲 床上充實玩一天

未幾，覺得肚餓，情非得已地離開睡床，把一打水牛城雞翼從冰格移到微波爐裏，沖杯咖啡，回到電腦前在itunes store買片看，邊看邊在facebook回覆留言和管理幾個網上遊戲的進度，看罷就玩PSP同時跟身在世界各地的朋友msn互通消息，然後在土豆網追看昨晚的《珠光寶氣》，再從書櫃裏隨便找本書讀寫寫網誌，一天時光如過隙白駒轉眼即過。

去年中出版，龍應台的《目送》裏，最後一章關於她父親離世前的種種經歷。八十多歲的人，手腳的靈敏度大不如前，還是堅持要開車上街買菜看朋友，甚至走到風馳電掣的公路上。後來出了意外，兒女們叫他不要開車，改叫計程車好了。可惜一輩子節儉的老父，捨不得叫車，從此足不出戶。

未幾，老父的背句僂了，眼失焦了，牙不能咬，未幾連走路也不會了。龍應台當醫生的弟弟說，老父的急遽退化，大概是從他們不讓他開車後開始的。也許，沒有了車，不能買菜，也少了跟其他人來往，少了精神寄托，確令人衰老得更快。

因為老化而變得行動遲緩，上街見朋友買菜等等的日常活動出現困難，生活失去了意義和目標，衰老當然加劇。我會想，當我和我同輩的人老去時，會不會遇到同樣的問題？還是，我們已一早習慣了透過虛擬網絡去交際娛樂？足不出戶，雙手不離鍵盤滑鼠，不就是無數宅男宅女的日常寫照麼？

老人行動不便 上網活動最好

當娛樂和交際都可以家裏進行，依然可天涯若比鄰地跟朋友會面，也可以日以繼夜地打電玩，每一個遊戲都賦與玩家新的使命新的目標，不愁沒有精神寄托。就算是身體開始遲鈍，再玩不了爭分奪秒如WoW跟Counter Strike等實時遊戲，還有無數回合制如三國誌和Travian等等。還可以在網上賣武器賣經驗值賺生活費，橫豎人們對虛擬世界躲在螢光幕後的真人沒有多大興趣，又有誰會在意於射擊遊戲裏被別人「兜背脊」的是個十歲小朋友還是個八十歲老人？

到底，這不過是個因想逃避工作而希望可終日打機的廿五歲學生的主觀願望，到七八十時還有沒有這樣的興緻就不得而知。不過，望著家中的老人，倒希望他們會上網會打遊戲機，總比白白地對著四面牆好。

女星洩春光 與辱國何干?

剛送走了多事的2008﹐想不到09年不夠一星期便來了個Deja vu -- 又一個艷照門。不過今次的主角"更壞更腐敗"﹐因為那是中國著名女星章子怡與外國未婚夫的比堅尼沙灘照。看著二人在沙灘上的親密纏綿﹐中國網民(特別是男性)不禁罵聲四起。

露乳、撫吻玉臀確是大膽動作。然而﹐這是在一個遙遠加勒比海的小島沙灘上和自己未婚夫的恩愛行為﹐不能說是荒淫無恥吧。章小姐是以演藝為事業的中國女性﹐並不是國寶。 說她崇洋媚外喪權辱國﹐只不過是近代中國人自卑情意結作祟吧了。

曾積弱百年 致集體自卑

為何自卑呢?當然與中國百年積弱有關。自十九世紀西方列強鴉片戰爭的蹂躪開始﹐中國人就被稱為東亞病夫﹐尊嚴盡喪。雖然1949年建國後的抗美援朝打得美軍不敢再輕視解放軍﹐李小龍的中國功夫也大聲地宣告了「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但中國人運動不行的「病夫」形象仍揮之不去。於是國家培育了大批優秀運動員。1984年奧運會零的突破到2008年北京奧運金榜之首後﹐中國人終於也在體育上成為第一。

在中國變成政治大國、軍事強國、經濟巨人、體育健將林立之後﹐竟然還為中國女星在海外與她老外未婚夫的偷拍照而群起攻之。如果是中國男星與外國女星的親熱照﹐結果恐怕會是天淵之別。因為她是「鬼妹」﹐是高人一等的 -- 中國文化中的「深層階級觀」與近代的「集體自卑情意結」原來未曾離開我們。

排斥方大同 大香港情意結

在最近的叱吒頒獎禮上﹐新進男歌手方大同奪得男歌手金獎。用國語演譯作曲的他﹐竟引來香港年輕網民說因為他不唱廣東歌﹐而不夠「Local」的評價。即使方大同的母親是香港人﹐自己也在香港住了十年以上﹐就因為他不是唱那些大路K歌(廣東話)和沒有美男子的條件，就被定為非香港歌手。無論那是對國語歌的恐懼﹐或是歧視內地長大的方大同之「深層階級觀」﹐方大同的確因為與香港樂壇普遍歌手不同而受批評。

香港是一個華洋雜處的地方。網民對章子怡的艷照門較多包容﹐顯然較內地網民少了點「集體自卑情意結」。可惜對方大同不夠「Local」的批評﹐卻無意間顯示出「大香港情意結」。新香港人如何自處﹐還須好好學習。

千金難買少年窮 挫折助成長

每個人都有「唔知自己想點」的時候。究竟這是第四代人身處的環境引致的錯，抑或其實所有人都曾走過我們這階段？不只是我們答不出「我的志願」，其實第二、三代年輕時也曾經答不出。但假以時日，我們總會明白「自己想點」，而誘因往往是挫折。

「唔知想點」 年青人通病

十八廿二，正是一個人的思想成型的時候。當時接觸到的社會，會對我們的思想有著極大的衝擊，一浪接一浪，改變少年的思想，漸趨成熟。面對身邊的轉變，失戀、讀書失敗、窮困等，而且可以是接二連三的發生。

四代人的框架，在以往哪一代人身上一樣通用，根本是年輕人的通病。你、我、他都曾經迷茫過，不知去向；誤打誤撞，又闖出一條生路。沒有人可以從一起步就走上正途，不容我們去嘗試、沒有跌跌撞撞，又怎麼能成長？以前聽過「英式教育法」（跟英國應該沒有關係），對子女完全的冷淡，任由他自己找出路，讓他跌到不再痛，敢於面對衝擊而成功。當然小孩子需要父母的愛心，不致於完全冷漠。可是因為過去一兩年的經歷，不斷跌倒，然後再爬起來，我倒開始感激他人的冷漠－－「千金難買少年窮」，不苦過，沒法成長。正如打爛仔交，打掉牙和血吞，每個人有數十隻牙，機會多的是，大不了搏到無為止。

名校小孩依賴補習 失去鬥心

近期替低年級學生補習是很好的經歷，他們是很好的觀察對象。雖不能以偏概全，找補習的多是家境好，讀名校的細路，問題是懶或是鈍。沒有人去逼不懂勤力，或是沒有人幫助不肯多花時間自己衝破問題。每月一千幾百補習，不算太大筆錢，但浪費了孩子自行摸索的機會。人仔細細，越多挫折越好，給打倒，再起來，不是為了報復傷害你的人，還應該感激對手給機會你變得更強。

雖然有些人在香港的社會脈絡可能永遠都爬不上去，裝備自己卻不受社會環境所限。去想自己希望的人生是怎麼樣的，不要做嬰兒車裡的小寶寶，只望嗟來之食，嘗試去找自己想做的事。有了目標，就放手一搏。這樣，我們才終於知道「自己想點」，找到自己的出路。

職場如戰場 新丁務必武裝

又完成了一次在港內地生集體求職面試培訓，又是20幾個即將奔向職場的畢業班學生。

每一次這樣的活動結束，我都有一種很複雜的心情，一方面體會到他們對求職的渴望，看到他們勇敢地邁出求職路上第一步。但另一方面，又很可惜的是，對於找工作，這樣一場走向社會的重要戰役，很多人準備得非常不充分，手無寸鐵者有之，丟盔棄甲者有之，赤身裸體者亦有之。

職場鬥爭激烈 強調團隊精神

從小到大，我們受到了父輩們極大的影響，他們要我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做個他們價值觀念上的好學生。然而，父輩們所處的年代和社會與今天差別太大，他們的職場更多的是象角鬥場，封閉、資源有限、要相互爭奪、缺乏技術手段、少數人才能生存。作為一個角鬥士，意識形態較封閉，技術手段單一落後，缺乏團隊合作，要爭個你死我活的結局。

30年過去了，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基本上改變了大環境上的特性，隨著全球化的影響，我們的職業環境已經不可能封閉，香港的職場更是早已融入全球市場，專業性技能要求越來越高，強調團隊合作，強調集團推進，價值追求的方式也更加多元，現在的職場已轉變為戰場，每支部隊的目標都是推進陣地，拓展領土。同時，要不斷發展引進最先進的武器，因為你不知道對手使用的木棍還是槍炮，而你要保證勝利，必須不斷升級。戰爭方式是集團作戰，每名戰士必須明白，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集體利益才能最大化，從而最終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

競爭全球化 須用先進武器

2009年全中國將畢業700萬大學生，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無法順利首次就業。在香港，青年就業亦是政府關注和重視的重要課題。走上社會的年輕人也大都是把職業發展當成人生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希望政府、大學、企業和社會各界投入資源，幫助大學生、年輕人去思考，去判斷，去實踐，發展職業意識，提高專業化技能，積累職業經驗，給年輕人打開一扇通向未來的大門。

未來的職場很殘酷，國際化的競爭，全球化的陣地，高科技的武器，我們年輕人需要全副武裝起來，走向年輕而殘酷的戰場，打贏每一場戰役。

原來我們都是Stephy

鄧麗欣（Stephy Tang，1983年10月15號—），香港女歌星，係香港歌唱組合Cookies成員，亦都係Cookies入面推出個人唱片最多嘅成員，總共推出3張個人唱片。早前經理人黃柏高指明要將鄧麗欣捧上「金牌一姐」嘅位置。鄧麗欣喺屯門佛教劉天生學校，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同埋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時裝設計系畢業。佢係2000年度《YES!》校花，後嚟加入樂隊組合Cookies成為隊長。之後o既事你同我都知道la，不再詳述......

如果你係依家o既Stephy，你會點繼續發展你的事業？

選擇1. 進軍大陸市場，與張靚穎、劉亦菲競爭。
選擇2. 進軍台灣與可愛教主競爭。
選擇3. 進軍國際與章子怡抉一高下。
選擇4. 留在香港，與Janice Man、江若琳鬥。

我想大家都心內有數吧。

很難想像Stephy可以成為明日的張曼玉、王菲。

大家唔好笑呀。

其實，這不是Stephy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我們大家都要面對的困難。我想陳冠中、呂大樂、梁款也有興趣研究這個問題呀。

其實，做到Stephy也不錯，可以出o下碟、開演唱會。佢d 戲在香港通常都有一千萬票房，雖然沒有海外市場，但由於成本低，老細應該唔使蝕。

當然，又未必無希望呀。只要做好自己，繼續努力，也許可以做到"劉華"，打入大中華市場。不過，對手比以前強。要加把勁才行。終極目標是"李小龍"，以香港為base，搶佔海外市場。

在此之前，依家都係要以Stephy為目標先。haha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