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29日星期一

內地青年在港求職 好事非壞事

多年來,香港政府為了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和升級,同時基於本港人力資源市場的需要,逐步開放了內地優秀青年人才來港就業的簽證政策,每年來港的內地專才至少在1萬人以上。

但近一年來,全球經濟形勢低迷,就業市場疲軟,本港青年人求職由於缺乏工作經驗而成為重災區,香港社會開始出現一些反對引進內地專才的聲音,認為內地青年搶了本地青年的工作機會。我身邊有位內地朋友,從海外留學工作後打算來港工作,向入境事務處遞交了優才計劃的申請,大半年過去,至今仍未有任何確定的消息。不知入境事務處是否也想緩解本港就業的壓力,把這些申請拖延到經濟好轉的時候再批核。

中港青年能力 各佔一半優勢

內地青年來港發展,對本港青年就業來說,到底是不是構成衝擊和競爭?帶着這個問題,我們曾花費半年時間,做了一份專題研究報告,調查及訪問了150家各類企業的負責人,深入了解他們如何看待內地青年和本港青年的就業競爭力,得到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結果。

受訪負責人普遍認為內地青年比較有上進心,書面表達能力,以及邏輯推理和分析能力強,善於學習新知識,有較強的主觀意識,在意培養自己的領導能力。而他們認為本港青年講誠信,口頭溝通表達能力強,有較好的職業道德和專業倫理,創新包裝能力強,英文水平高,有國際視野。在全部19項就業能力指標中,本港青年和內地青年各佔據一半的優勢。

對這樣的結果,我們可以理解為,兩地青年呈現出一種明顯的互補性能力關係,如果能夠通力合作,各自發揮所長,將形成非常完美的團隊戰鬥力。

兩地人缺溝通 難合作

不過,現實情況是,由於香港年輕人和內地年輕人之間缺乏深入溝通、交流甚至合作的內容、機會和渠道,難以更多地了解彼此的優點,反而看對方的缺點就比較容易和明顯,逐漸產生「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心態,在本港的大學裏、公司裏、社會上,這種情況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香港年輕人寧願死守香港,也不願意到大陸工作。內地青年在香港生活和工作得不愉快,朋友少,參與社會程度低,一旦內地有更好的發展,隨時願意捲鋪蓋回家。

京港合作、滬港合作、粵港合作、泛珠三角合作、深港合作等概念已提出若干年,這些理念的深化發展和實現,需要從現在的年輕人開始培養合作的意識,積累合作的經驗。只有通過實踐性項目的合作磨練,使其發現彼此的優點,相互學習,成為夥伴,成為朋友,攜手創未來。

2009年6月22日星期一

搖滾背負革命 青年繼續抗爭

我最為熟悉的60年代音樂,看來也就是Bob Dylan及The Beatles。

Todd Haynes的《I'm not there》說Bob Dylan的故事,反串扮演的Cate Blanchett說:「每個人也知道我不是民謠歌手。」問她為何放棄抗議音樂,她反問:「我何時在唱抗議音樂?」抗議音樂作為年輕人反抗社會及社會運動的載體,載着每個年代的不安、年輕人對社會不公的憤怒,以及社會行動的背景脈絡。歌曲不能單以歌詞曲式解讀,還有其出現的社會背景。

如果說60年代是年輕人無處發洩的噪動,是沒有原因的革命,那香港的搖滾一開始就被政府拿去解決青年人問題。67年卜公碼頭的Sound Beat音樂會是在50、60年代,香港有大量難民由中國湧入,加上天災人禍的背景下開設的-雨水不足而制水、66年天星小輪加價5仙引起騷亂、以及67 年文革風南下造成的左派騷動。1967年香港政府發表的《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提出「要利用青少年活動疏導青少年過剩的精力,作為預防社會騷動方法之一」,衍生69年香港節。

訴說都市情感 活出自由文化


但搖滾豈止凝聚人心,更是訴說港人心聲,也訴說年輕人對都市情感。20年前成立的A.M.K,主音關勁松說作為一個關心社會的音樂人,要用音樂去釋放自己 的情感;黑鳥的郭達年每年辦自由文化音樂節,以音樂鼓勵眾人發揮自由文化、人權精神及新創作,從之覺醒推動更巨大社會變革,「要打倒的是敗壞文化」。

電腦與互聯網是這世代的世界窗口,樂隊利用社交網站如myspace及facebook傳播歌曲,以網絡為載體,YouTube為平台,快速將信息如病毒 散播。上年立法會選舉,政黨嘗試以歌曲招攬年輕人選票,被年輕人以甚有街頭運動色彩的歌曲大聲回敬,刺中社會要害,直接喚起聽眾思考;樂隊my little airport的阿P「玩」的更前,兩首《瓜分林瑞麟三十萬薪金》及《donald tsang, please die》直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無事可做,又講警察粗暴對待社運人士、香港未有普選、以至特首的怪論;以至03年出土,Beyond家駒的遺作 《抗戰二十年》,今年成為對抗遺忘的象徵。

獨立搖滾,就是有這種精力及靈活性,以嬉笑怒罵譏諷社會的怪現象(噢,還有一個流行歌手謝安琪,一樣走得夠前)。

抗議歌曲的力量不止歌詞,更重要是其中的革命力量,以年輕人喜愛的音樂,開啟推動社會及青年視界的道路。但願年輕人以音樂,真正活出自由文化,繼續抗戰20年。

2009年6月15日星期一

投身公務員 海嘯救生圈?

最近跟朋友聊天,話題總離不開就業情況,例如自己的工作愈來愈唔穩陣、一些朋友要放無薪假或被公司裁掉、找工有多困難等。事實上,自從金融海嘯爆發後,我有很多朋友被裁員,今日又多了一個了。

跟之前幾年的情況不同,今次不少朋友花了幾個月還未找到合適的工作。現時市場上的職位空缺仍然少之又少。雖說近期股市大幅反彈,但經濟好像還未復甦,就業市場似乎不會在短時間內會好轉吧。

企業凍招聘 政府續請人

我問朋友,如果我不幸被人炒掉,可以怎麼辦?他說,你可以轉行嘛。你畢業後工作只有幾年,還是可以重新開始吧。

我回應說,那裏會有空缺呢?現時差不多所有行業都在收縮,大部分企業均傾向凍結人手。消息靈通的他答道,你不妨多留意一下政府職位的廣告,最近也有不少朋友找到政府工呢。

的確,我想我們是時候考慮政府工了,雖然好像有點遲,畢竟競爭愈來愈激烈,不像過去幾年般容易入職。而有趣的是,從前我們都對政府工不太感興趣。我們從前會認為,政府機關論資排輩,作風較官僚,工作難有發揮機會,加薪的速度又慢。

成家立室後 首重工作穩

年輕人應該要到商界闖一闖,見識一下外面的世界嘛。不過,時移世易,我們老了,開始厭倦沒完沒了的工作、不停提高的工作要求、經常轉變的工作內容等。

你可能會罵我無志氣和短視吧。可是,當你開始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相信會比較盼望生活和工作可以較穩定。能找到一份夠餬口、不易被裁員和減薪、能準時收工的工作,已很足夠了。

無疑,金融海嘯改變了我們的生涯規劃。我們原以為可以在商界工作幾年後,確立自己在該行業謀生的競爭力,然後買樓、結婚、生仔。可是現在,我們隨時會面臨失業,而又不能在短時間內找到工作的困境。

理財轉保守 增值迎競爭

面對不確定的環境,我想我們要作一些改變。我們在理財方面應該要保守一點,盡量減低開支,非必要時也不要買樓,以保留充足的現金。另一方面,我們要加強內地同胞難以跟我們競爭的謀生技能。畢竟,內地一年就有600多萬人畢業,平均月薪也只是2,000至3,000元人民幣。以我們現時收的工資,是可以在內地聘請一個擁有幾年管理經驗的經理級人馬;要直接跟他們競爭是愚不可及的事。

但實際上,我們可以怎樣做?我想,投身公務員行列可能是其一,畢竟成為公僕的其中一個資格是要有香港身份證。

2009年6月8日星期一

上一輩得道豐收 提攜後輩有責?

財經專欄作家曹仁超早前接受主要讀者為青年人的潮流雜誌《Milk》訪問,乍看之下,這個組合相當奇怪,兩者的背景可謂大相逕庭。

不過細讀內文,發覺這是個兩代人之間的對話,更準確來說,由對話內容到訪問的場境設置,都圍繞着同一個主題,都是曹先生老氣橫秋的個人表演,那位年輕的記者由始至終只在唯唯諾諾,完全展現「你們在香港一定唔夠我們玩」的現實。

歷史偶然 造就今天富足

訪問答得直接的其中一條問題,記者指有年輕人投訴上一代霸着位置不讓年輕人上位,曹先生倒坦白:「我沒有責任讓你上來的,這個位坐得我好舒服嘛!」這個血淋淋的答案聽起來當然十分刺耳,他們幸運地承受着一些歷史的偶然而得到今天的富足,利用高地價政策一下子透支了幾代人的收入,今日他們竟然說沒責任讓位?

不過,人皆自利。如果我是曹仁超,我也看不到自己有讓位的責任,也許我會因為想沽名釣譽,為自己積一點好名聲,而去提攜後輩,但底綫是不能影響我的既得利益。

人皆自利 冀社會符私利

如果我有機會去設計社會的運作規則,我理所當然地希望規則有利於自己。當然,在政治哲學的理論裏,一個正義合理的資源分配原則,應該建基在一個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上,即假設大家都不清楚自己出生時的家庭背景和經濟基礎。

可是,正所謂生命冇take 2,當下的我已經有既定的社會地位,我也無必要考慮其他人的出生背景,於我而言可使我獲得最大利益的制度當然是最理想的社會遊戲規則。

我甚至會想,如果撇除對中華文化錦繡山河的絲絲感情,究竟一個怎樣的中國對我有利?

內地壯大 反損香港利益

20、30年前中國大陸鎖國,香港因而成為轉口港和世界通往大陸的窗口,經濟得以急速發展;今日祖國發展一日千里,遠較以前富有豐足,可是同時卻有無數優秀的知識分子跟我搶飯碗,這不太符合我的自身利益。在這些考慮下,我很可能會選擇數十年前的中國。

曹先生的訪問在網上擊起千呎浪,一兩個星期內很多年輕博客都轉載過回應過,覺得曹先生的話刺耳,大概是他把真實情況說得太坦白太血淋淋。

不過,如果換着我擁有跟他一樣的社會地位,大抵,我也會有同樣的想法。

2009年6月1日星期一

棄求六四真相 新生代之悲哀

20年前的6月,我還在讀小學。那6月初晚上,我看見父母流淚。我知道北京學生在天安門靜坐訴求運動以武力鎮壓終結。原來遙遠的祖國,在那幾個月緊貼着我。之後出國為讀書前途掙扎,對此事感覺迷糊;這也是這一代新香港人寫照。

但近來城中言論,由陳一諤的「學生犯錯論」、曾蔭權「經濟發展論」到呂智偉「學生持械殺人論」等,卻再次刺激着早已漸淡忘的記憶。原來六四已經變成一件「仍未有共識仍未成熟」的事件。

六四事件 百年民主運動之一

雖然我那時還小,但有一些事實還是無可否認的。政府動用軍隊鎮壓平民,以機關槍對準無武裝的請願學生。只要在網上作不多於一個小時的搜尋,就能找到當年的資訊。全世界的報紙、照片、與新聞片段也沒可能一起作假吧?

要求反貪反腐並不只是北京學生的專利,更是中國民主運動已經有百多年歷史其中一個重要元素之一。由百日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到六四事件,都顯示出中華民族對理想制度的追求。

香港的例子證明了一個由外國統治的現代化華人廉潔社會是可行的;台灣則達成了中國5,000年歷史上,首次政權和平交替的例子。雖然還不是完美,但我們確實知道,民主、公民權益是應該爭取的——在不破壞社會、鼓吹對抗、狂瘋的階級思想鬥爭前提下。這正是社會科學的範疇,是通識教育的重點之一。

不聞不問 是制度的錯嗎?

問題是,大部分新香港人對種種近代中國大事好像仍不聞不問。年輕的皇仁生說他們有修讀中史,但「因為考試冇考,老師冇乜點教(六四)」。連孫中山先生的母校學生也如此,其他青少年的知識就可想而知。如果是中國的學生,那還情有可原。但在資訊自由的香港,這境況只能令人搖頭歎息。究竟這是香港教育制度的錯,還是新香港人本身根本缺乏國際視野?

在香港,我們可以就社會政治事件作出評論探討。這正是香港在大中華地區的優勝之處。當內地評議六四甚至是制度研究的活動仍然是噤若寒蟬之時,香港的未來主人翁卻放棄追求真相的機會,實在可悲。想下一代人去為此事作合理討論,只怕再多的「通識教學」也不能做到。我們這一代人恐怕永遠也不會有像華叔一樣的人,倒是千千萬萬個頂得住解放軍的青年發展網絡特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