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6月,我還在讀小學。那6月初晚上,我看見父母流淚。我知道北京學生在天安門靜坐訴求運動以武力鎮壓終結。原來遙遠的祖國,在那幾個月緊貼着我。之後出國為讀書前途掙扎,對此事感覺迷糊;這也是這一代新香港人寫照。
但近來城中言論,由陳一諤的「學生犯錯論」、曾蔭權「經濟發展論」到呂智偉「學生持械殺人論」等,卻再次刺激着早已漸淡忘的記憶。原來六四已經變成一件「仍未有共識仍未成熟」的事件。
六四事件 百年民主運動之一
雖然我那時還小,但有一些事實還是無可否認的。政府動用軍隊鎮壓平民,以機關槍對準無武裝的請願學生。只要在網上作不多於一個小時的搜尋,就能找到當年的資訊。全世界的報紙、照片、與新聞片段也沒可能一起作假吧?
要求反貪反腐並不只是北京學生的專利,更是中國民主運動已經有百多年歷史其中一個重要元素之一。由百日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到六四事件,都顯示出中華民族對理想制度的追求。
香港的例子證明了一個由外國統治的現代化華人廉潔社會是可行的;台灣則達成了中國5,000年歷史上,首次政權和平交替的例子。雖然還不是完美,但我們確實知道,民主、公民權益是應該爭取的——在不破壞社會、鼓吹對抗、狂瘋的階級思想鬥爭前提下。這正是社會科學的範疇,是通識教育的重點之一。
不聞不問 是制度的錯嗎?
問題是,大部分新香港人對種種近代中國大事好像仍不聞不問。年輕的皇仁生說他們有修讀中史,但「因為考試冇考,老師冇乜點教(六四)」。連孫中山先生的母校學生也如此,其他青少年的知識就可想而知。如果是中國的學生,那還情有可原。但在資訊自由的香港,這境況只能令人搖頭歎息。究竟這是香港教育制度的錯,還是新香港人本身根本缺乏國際視野?
在香港,我們可以就社會政治事件作出評論探討。這正是香港在大中華地區的優勝之處。當內地評議六四甚至是制度研究的活動仍然是噤若寒蟬之時,香港的未來主人翁卻放棄追求真相的機會,實在可悲。想下一代人去為此事作合理討論,只怕再多的「通識教學」也不能做到。我們這一代人恐怕永遠也不會有像華叔一樣的人,倒是千千萬萬個頂得住解放軍的青年發展網絡特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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