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dd Haynes的《I'm not there》說Bob Dylan的故事，反串扮演的Cate Blanchett說：「每個人也知道我不是民謠歌手。」問她為何放棄抗議音樂，她反問：「我何時在唱抗議音樂？」抗議音樂作為年輕人反抗社會及社會運動的載體，載着每個年代的不安、年輕人對社會不公的憤怒，以及社會行動的背景脈絡。歌曲不能單以歌詞曲式解讀，還有其出現的社會背景。
如果說60年代是年輕人無處發洩的噪動，是沒有原因的革命，那香港的搖滾一開始就被政府拿去解決青年人問題。67年卜公碼頭的Sound Beat音樂會是在50、60年代，香港有大量難民由中國湧入，加上天災人禍的背景下開設的-雨水不足而制水、66年天星小輪加價5仙引起騷亂、以及67 年文革風南下造成的左派騷動。1967年香港政府發表的《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提出「要利用青少年活動疏導青少年過剩的精力，作為預防社會騷動方法之一」，衍生69年香港節。
訴說都市情感 活出自由文化
但搖滾豈止凝聚人心，更是訴說港人心聲，也訴說年輕人對都市情感。20年前成立的A.M.K，主音關勁松說作為一個關心社會的音樂人，要用音樂去釋放自己 的情感；黑鳥的郭達年每年辦自由文化音樂節，以音樂鼓勵眾人發揮自由文化、人權精神及新創作，從之覺醒推動更巨大社會變革，「要打倒的是敗壞文化」。
電腦與互聯網是這世代的世界窗口，樂隊利用社交網站如myspace及facebook傳播歌曲，以網絡為載體，YouTube為平台，快速將信息如病毒 散播。上年立法會選舉，政黨嘗試以歌曲招攬年輕人選票，被年輕人以甚有街頭運動色彩的歌曲大聲回敬，刺中社會要害，直接喚起聽眾思考；樂隊my little airport的阿P「玩」的更前，兩首《瓜分林瑞麟三十萬薪金》及《donald tsang, please die》直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無事可做，又講警察粗暴對待社運人士、香港未有普選、以至特首的怪論；以至03年出土，Beyond家駒的遺作 《抗戰二十年》，今年成為對抗遺忘的象徵。
獨立搖滾，就是有這種精力及靈活性，以嬉笑怒罵譏諷社會的怪現象（噢，還有一個流行歌手謝安琪，一樣走得夠前）。
抗議歌曲的力量不止歌詞，更重要是其中的革命力量，以年輕人喜愛的音樂，開啟推動社會及青年視界的道路。但願年輕人以音樂，真正活出自由文化，繼續抗戰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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