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28日星期一

香港學校制度 全球最佳之一?

教育局副秘書長王啟思去年聖誕大概過得苦悶,急不及待跟傳媒報佳音。全球管理顧問公司McKinsey的「全球表現最佳的學校制度如何脫穎而出」報告指出本港的學校制度是全球表現最佳之一,能吸引首三成的中學畢業生,進入大學攻讀教育,是繼韓國和芬蘭後較高的地方。

只要察看一下數據,便可拆解事實。首先,韓國及芬蘭的教師是首半成及一成的尖子;然後,細看大學聯招近五年報讀教育學位的學生高考成績,首三成即兩個C加一個D左右;最後,報告指聘請優良教師應有上佳待遇,及確立教師的專業地位。不用多說,就讀教育學院跟我校嶺南被視為最後選擇,「學院」二字原來是包袱,更別提教師迫得走上街頭。

老師被行政工作壓過半死,工餘要進修「增值」,人生變成一張八達通,還沒數令人激心的融合教育。我會考成績不夠升讀原校(屯門屋村學校收27分!),走到同區Band 3中學,嘗試指導中一學生功課。有幾位由則仁中心轉介的小朋友,行為情緒上有適應困難,負責老師僅上過幾課輔導班就要上陣,自然被氣得一頭煙。

資優被埋沒 沒得到發揮

十四年前我也是搗蛋的學生,被轉介到巴富街特殊教育中心,成為香港第一代資優培訓學員。及後再於馮漢柱資優教育中心及中文大學斷斷續續上過七年課程。該些課程設計上跟校本培訓割裂,吸收到的知識無從用於課堂之內;缺少校內支援,令部分不滿足校內課程的學生被埋沒,一是搗蛋犯規被罰,一是索性放棄,少數才可在規範中走出去,成為社會眼中的「尖子」。

新「特別資優學生支援計劃」計劃甚為偏頗,只死攻數學及科學,完全不當其他範疇一回事,還不是一樣埋沒人才。至少,當年馮漢柱還有些心理、社會學、寫作、人文的課程,今天不過是一個奧林匹克培訓班。前年施政報告提出斥資2億元成立資優教育學院,教育局卻將資優定義僅定為成績優異/比賽曾得獎的學生,每年寄信到學校叫要求校長推薦交數,如此心態,最終會令教師要應付更多問題兒童。

王副秘,望你明白,成就全球表現最佳的學校制度,背後是一將功成萬骨枯。

2008年1月18日星期五

跳出框框展所長 乖仔難做

很高興接到編輯的邀請,寫對第四代人的觀感。

我生於八十年代, 成長於80-90年代的黃金時期,享受了殖民地政府的九年免費教育,成長過程中參與港人追求民主自由的七.一遊行。

學習多元化 不如上一代?

我這代人,是從電視媒體中認識八九民運的,唸中學時正值香港移民潮,家境不錯的同學都舉家移民或被送往外地升學,那時港人認為香港的前景很不明朗。我則在此受盡會考和高考的折磨,然後入讀嶺南大學唸社會科學系。畢業後,即投身航空業,迄今已四年多了。工作雖與我熱愛的寫作無關,不過,日常的所見所聞對我皆有裨益。

坊間有不少書藉在談論我這一代人,我這一代,卻在談論下一代的人,循環不息。一代不如一代,是普遍的批評。然而事實可是如此?我們不像第一、二代的人般單純直接,亦不像他們只會恰如其份地扮演角色。這一代人要跳出框框,發展所長,是知識也是智慧型的轉變。很多人評我們功利主義,補習、唸書、學多種語言和培養興趣等皆為了日後在工作上取得絕對優勢。然而,這種觀念可是上一代人──假如不是我們的父母,也會是師長,更甚的是整個社會的氛圍同化我們的思想。

機會看似多 空間卻變小

從就業的角度來看,上兩代的人,書唸得好,工作做得妥當,就已被視作精英,較容易在職場中上位,資質次一等的,單憑拼摶辛勤都能謀得一職養活一家。然而我這一代人,機會看似多了,但社會流動的空間卻越見狹小、競爭更見激烈,不信?可以從招聘廣告的內容作詳細比較,以往的僱主,在招聘廣告上列出的是要求,如今已演變為苛求或奢求。試替我們想一想,一個年輕人怎可能同時獲得學士學位、精通三種語言或以上、熟練操作行內電腦作業系統以及有兩至三年的相關工作經驗?這不是苛求,是甚麼?所以我這一代人,不能只活於勤奮好學有目標的乖孩子既定框架裡,而是要跳出框框,把自己獨有的潛質發揮出來,才是唯一出路。你說,我們這一代人,難做不難做?

2008年1月13日星期日

還未經風雨 別問我志願

我這一代人,小學一年級的作文課便開始寫「我的志願」;年紀漸長,在申請獎學金與交流團的面試裏被問及對將來的期望;大學畢業,四處求職去,又再是面對同一條問題,用字當然並不會如「我的志願」般老土,取而代之是問我對工作的期望。但其實,這一切都在問「我的志願」。

事實上我很害怕別人問我的志願,亦很怕別人問我日後的打算,因為我並不知道答案。

剛離開校園 怎懂選工作

問題是,為甚麼人們總期望別人有個「我的志願」,倘若一個人有個清晰確切卻離主流價值太遠的志願,他又有沒有如實說出的勇氣?反過來,人們又能否接受一個沒有或未有志願的人?一個未有志願的人,又有沒有敢不敢說自己未有志願?

對於二十出頭、剛剛離開大學堂的年輕人,他們才剛剛離開溫室般安全的校園,進入狂風暴雨的職業鬥獸場,這才是他們第一次正正式式地過「大人」的生活,一切都是新鮮的。在畢業後一年間轉過幾份工作的同學屢遇不鮮,正因為只有投入工作,才能明瞭每份工作的性質與環境。一個學生對不同職業的認知,時常來自道聽途說與招聘講座,另加自己的幻想,剛畢業時,他們又豈會清楚自己的志向?

我很清楚自己喜歡的工作方式。我喜歡穿便服上班、自由的辦工時間、累了可以倒頭大睡的環境、可讓我赤腳走動的工作間和新奇不沉悶不重覆的工作。可是,除此以外,其實,連我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的志願。又或者,當別人問起,我如此誠實的答,別人會否覺得我好逸惡勞不事生產?顯然,沒有人會期望這樣的答案,我亦不敢這樣回答。

不知做什麼 只知父母要什麼

當然,在見工面試時總要把自己表現得成熟表現得滿有計劃,我可以自己的專業知識去胡謅一個絕對可以令人滿意的答案,同時自己從心底裏毛管動。

這樣,大概又回到了呂大樂於《四代香港人》裏所描述第二代人與第四代人的關係,第四代人(如我)其實往往不知道自己想要甚麼(或者知道卻不敢答),但我們卻很清楚上一代(如我的父母)的期許;同時,有二三十年豐富社會閱歷的第二代人,又以自己當下的經驗去評定初出茅蘆的畢業生,並認為我們於二十歲時就要像正值事業黃金時期的他們一樣,對自己的定位一清二楚。於是,為迎合他們的要求,我只好答他們想要的答案。

我這代人寫了說了答了近二十年「我的志願」,但到底,又有幾多個人會寫自己心底裏的志願?

2008年1月7日星期一

移民別離愁 新香港人烙印

其實離散很沉重。雖然從沒被逼害。但我們不敢想象。

父母的父母在四九年看見那些漂浮的同胞。在六七反英抗暴暴動時﹐他們很懼怕。那時抗暴與暴動的青年人﹐就是現在的父母。在八九百萬遊行時﹐父母有上街的﹐也有沒有上街的。他們很懼怕。

六七走不了 八九終移民

於是回歸前的十幾年中,超過六十萬的父母與子女移民海外。那六十萬﹐大多是以知識改變命運的中產。因為富有的﹐本來已經有多重國籍。貧窮的﹐未來也沒有甚麼可共產。剩下的﹐惶惶不可終日。

行得快﹐好世界。六七年很多人想走﹐但走不了。八九後父母為了下一代著想﹐放棄了高薪厚職﹐在新唐人街做二等公民。子女們擁有新生活的興奮。父母們擁有的只是失落。每一天去飲茶打牌跳舞的退休生活﹐在壯年時理想達到卻無法忍受。兜兜轉轉後歸來。又或者分離。又或者二奶。

那些辛辛苦苦送出國的子女﹐得到了無人看管的高度自治與自由。父母掙錢仔享福﹐一國兩制也不過如此。所以有些讀書不成﹐有些撞車墮胎﹐有些發奮圖強﹐有些安居樂業。然而他們卻大都不願回來。因為﹐人總會被擁有空氣空間空閑的外地感染﹐漸漸喪失在香港求生的本能。可以有車有樓﹐生仔養狗﹐朝九晚五﹐六日早抖的話﹐回來作啥?

父母喜見子女完成優哉游哉外國生活的希望﹐自己卻在回歸十年間的動蕩中飽歷風霜﹐逐漸衰老。身體開始出毛病。一家團聚的記憶開始迷糊。要為退休後的生活著想﹐但不知道怎樣和遠在外地的子女溝通。那邊太悶﹐又不方便。沒有朋友﹐還很寂寞。

自由的代價 你必須強壯

最後﹐香港的兩口子唯有在早已離巢的家﹐靜靜的渡過退休生活。這是何苦來由呢。為優質中產生活嗎?為那年夏天的恐懼嗎?為我們從來沒時間善用的自由嗎?

1967年和1989年的父母﹐其實都沒有甚麼分別。他們都懼怕。失去自由的夢魘揮之不去。我只知道﹐自由的代價是你必須強壯。並背負起一切擁有自由的責任。例如失落。例如分離。例如寂寞。

新香港人的集體回憶﹐移民肯定是其中一個。而我﹐在這個同一世界同一夢想大國崛起的時刻﹐茫然想起仍然呼吸著迷霧廢氣的父母。無言的失落。 繼續的離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