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員工 自訂工作時間

唸研究院很自由，學系終年冷暖氣長開，並提供沐浴設施及供應無限濃縮咖啡。研究生甚麼時候來，甚麼時候去，甚至不來也不去，都沒有人管。前提是：閣下的研究進度令人滿意。

於是乎當研究生就成了世上最自由的工作，因為做研究這些虛無縹緲的事情，不容易管，也不能管。我常在辦公室裏發呆，遠眺窗外旳美麗風景，有時導師路過不禁揶揄一番。不過，我可以大條道理跟他說：我發呆因為剛才想東西想得累了；又或者：表面上我在發呆，其實我在思考。反正發呆和思考，都是坐着不動。

超高工時 能不犯錯？

畢竟一個人每天用腦的程度總有個限度。最近在埋首寫畢業論文，一改以往率性的生活習慣，變得作息有時，才發覺原來每天真正工作的時間少之又少。我每天睡9小時。我有這麼充足的睡眠，這麼穩定的生活習慣，每天才能集中精神認真工作4小時，其餘的時間，大多是在行屍走肉。並且，就算我工作整整8小時，品質也不能保證會比4小時好。

所以，我不能明白，傳說中超高工時的工作是件怎樣的一回事。聞說做投資銀行對冲基金的，一星期工作80到100小時。就假設年終無休地工作，每日也起碼要幹上12至13個小時才達標。又或者，時常在報紙雜誌讀到一些日理萬機的名人訪問，他們都愛標榜自己清晨4、5時就起床，然後一直工作至傍晚。這是我不能理解不能體會的事。連續十幾小時的工作，他們會覺得累麼？如果累，他們會因而作錯誤決定嗎？如果不累，他們的腦袋是怎樣構造的？

上班何妨稍睡 效率最重要
又或者，退一步，8、9小時是正常的工時。但這也不容易。曾經做過3個月暑期工，午飯過後飯氣必定攻入五臟六腑，腦海裏滿滿是聞一多的名句：也許我要睡一睡。當然，四周同事都在似乎精神奕奕地努力工作，我也只好對着熒光幕敲着鍵盤扮認真，心底不停希望時間過得快些，捱到放工時間就好。我常在想，究竟這個身在曹營心在漢的狀態，身在中環心在床的思緒，勉強要留在辦公室究竟有甚麼作用？

有人工作效率高，卻要多睡；有人效率低，但不喜歡睡。把工作目標定下，讓員工自行完成就好。為甚麼在辦公室裏不能睡覺？為甚麼要死死地訂下上下班時間？為甚麼不能相信員工有自理的能力？

全城派6千 惡化貧富懸殊

財爺派錢6,000元，只計劃讓成年永久居民受惠。社會除了熱烈討論這個措施背後的理念和動機外，另一個爭議就是公平：新移民投訴沒錢派是歧視，亦有人質疑已移民海外但有永久居民身份的港人，不應享有福利。

政策不公 撤遺產稅傾斜富人

人人有錢派表面上十分公平，卻沒有考慮社會的需要。派錢給新移民與否將會是政治考量，帶出了港人與新移民的衝突，卻使人忽略了更為重要的貧富之比。窮人只能用6,000元「止止咳」，用於日常消費上，但富人能用來再投資，使貧富之間差距比之前更大。

表面上公平的政策，實際上是不公義的表現。實情是，社會已過度向富人傾斜。除了大財團壟斷之外，這裏談談遺產稅：香港於06年取消徵收該稅項，沒有引起大爭議，因為符合香港人的心態。自己辛苦賺來的，為甚麼不能全數交給子女？可是這也是社會不公平的一種表現。

根據英國作家、前觀察家報總編輯Will Hutton去年的著作Them and Us︰Politics, Greed and Inequality，社會公平的其中兩個重點是保護運氣不好的人，並限制好運氣帶來的不公義。前者的道理十分明顯：假如香港人口中有1萬人，天生會患上頑疾，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是其中一名患者。相信大部分人都樂意所有人共同投入資源，確保那1萬人得到良好治療。這樣保障了不幸的患者，亦是香港擁有良好醫療系統的原因。

減運氣成分 免輸在起跑線上

反過來說，能夠成為李氏家族的新成員，完完全全是好的運氣。這種好運帶來的是社會分配不公，財富在富人手中積累；反觀生長在草根家庭，現時向上流動的機會愈收愈窄。遺產稅正可以減少這種不公平，讓運氣在社會的影響力降低，不至於主宰人的一生。

看似公平的政策可能帶來不公平的結果，如令貧富懸殊惡化。社會是時候重新思考各項政策，例如統一派錢和運氣所帶來的不公義。另一方面，政府必須增加在教育投放的資源，確保每個人都得到公平機會在社會競爭，而不是輸在起跑綫上。

開放溝通環境 港勿唯北是問

近月以來，小弟在本欄不時都提及新移民與香港社會的未來，勢想不到，政府一招臨時臨急大派錢，竟然又激起對新移民的仇恨，不管有心或無意，這政府實在惡毒。歸根究柢，是我們心中的「邊界想像」累事。

未脫殖民思維 易走極端

比如說，有人問你「香港人」究竟是甚麼東西，你根本難以回答。你可能會回答一些我們較為驕傲的制度及文化，如法治、英語、「理性」等等，但這些都不免是空 泛的答案，不是不重要，但完全不足以包含整個社會，皆是片面的印象，總有例外。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自抵壘政策取消以來，一條極為穩定的邊 界。

深圳河是一條護城河，是我們心安理得的象徵。基於一系列的歷史巧合，使大家有一個安全的心理範圍，逐漸培養起上述的所謂港人意識。然而，97回歸至今，港 人根本從沒有脫離殖民思維，建立自己的歷史，面對他人時毫無自信，僅僅依靠地理上的分隔，就自然產生兩種極端：一是邊緣化論，要完全依靠北方；二是夕陽無 限好論，港英時代勝於今天，要排拒北方霸權。對新移民的歧視，不難想像是後者作祟，大家都沒有反思香港往日成功依靠的是甚麼，今日又往哪走，於是走錯方 向。

有人以為，從深圳河以北來的都是可怕的、要抗拒的，不管有沒有新移民為家庭團聚而來，還是來騙福利的害群之馬。就算來港7年後，新移民仍有可能被人排斥。

香港人要是對自己的制度、文化、社會等等有厚實的論述，有相當的信心，根本不用害怕新來的人們。自回歸以來，我們更應該充分跟內地交流，最起碼是跟廣東在 文化上的融合。盡管行政上的邊界可能永遠都不會取消，但我們可以吸收內地文化，融合香港已有的，同化新來的人群之餘，並要將香港意識反攻大陸。

排外非出路 放下心中護城河

由此，新移民問題的根本其實是沒有人知道怎樣才是香港人，和該用甚麼角色跟內地溝通。人們沒有信心沒有準則去同化他人，更遑論面對北方的龐大壓力，如廿三條、普通話教學、前現代思維等等。人們軟弱得只剩下一條深圳河保護自己，總之排外就可以解決問題。

然而，從香港開埠以來，我們一直都要依靠國際生存。香港要強化的，是開放的溝通環境，不可以自絕於世，也不可以唯北是問。依我之見，香港人應該一方面參與別人的遊戲，另一方面嘗試建立自己的遊戲規則，並盡力傳播之。

聚焦派6千 香港付更大代價

前後兩次公布預算案，本來作為納稅人的我可以得到6,000港元，卻因為還未申請成為永久居民而失去了6,000港元。到底給每個人6,000港元現金，會不會引起通脹，我沒有興趣討論，因為給財政司提建議的智囊專家們都沒有搞明白，大家就更沒必要在媒體上說來說去，為爭奪話語權而誤導觀眾了。

我只是有感而發，給政府花錢提些建議，也許更有意義。

額外支援貧童 資助公僕進修

青少年是未來的希望，教育問題絕對值得政府關注和投入。據我長期觀察，不少香港父母由於工作繁忙，把子女陪伴的責任就交給了菲傭，這對下一代成長極為不利。香港政府應投放資源為家長們開培訓班，提高家庭教育的觀念和意識。同時，對於弱勢及貧窮家庭，提供額外的兒童成長和教育的支援，為他們創造改變命運的機會。

任何社會的安定和諧，都不可或缺一支高素質的公務員隊伍。如今中國內地的高級官員都要進修碩士、博士課程，部分從事經濟工作的官員甚至就讀EMBA課程，海歸學歷背景也是屢見不鮮。

我不知道香港政府公務員的平均教育程度如何，但如果預算案中，能撥款為公務員提供更多的進修和培訓計劃，幫助各級公務員提升為市民服務的能力和水平，相信多數人都不會反對。

多建醫院培訓醫護 縮短輪候

在香港的公立醫院看過幾次病，輪候實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每次看到周遭那麼多等候的病人，我就在想，多培訓一些醫生、護士，多建幾所醫院，對香港來說，就是那麼難做到的事情嗎？如果說政府沒錢，那倒算了。但有錢的時候，不把錢投入到醫療系統的建設發展上，更待何時呢？

香港和內地的往來日益密切，10年前，過年過節才會出現的羅湖口岸過關人龍，現在每天都在上演。往來羅湖和紅磡的火車一趟要40分鐘，如果沒有座位站着，遇上人多擁擠就是一件比較痛苦的事情。上海的朋友告訴我，現在從上海搭城際高鐵，到蘇州只要20分鐘，到南京也只需要1個小時，座位舒適，環境整潔。

改善口岸環境 擴充通關客量

可惜，香港籌建中的高鐵，在本港沒有中途站，如果香港政府投入資源改善口岸環境，擴充通關容量，提升東鐵運行速度和服務質素，相信無論對香港市民，還是來港訪客都是大有裨益的好事。

這些隨便說說的主意，政府在制定預算案的時候可能也都已有所考慮，不過，在面對公眾宣傳諮詢的時候，大家就只顧談「6,000港元」，比較實際，也比較容易扯皮，吸引注意力，卻忽略了那些在預算案中，更有深遠影響和意義的其他議題。同時，我們也都明白，這些花錢的主意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最重要的還是大家要相信政府，給予政府官員為老百姓做實事的膽識和信心。

在我看來，香港政府為民服務的能力和水平是世界一流的，真要把這樣的政府給革了命，恐怕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

培養「即戰力」 年輕人變中求生

最近，就業市場的情況看來很不錯。不少朋友也在近一、二個月轉了新的工作，加薪幅度也不少。然而，我對香港就業市場的長遠前景看法仍不是很樂觀。

發展前海 香港服務業競爭大

作出上述擔憂的理由包括：產業轉移的過程仍然繼續；內地政府最近積極發展位處深圳的前海，所推進的現代服務業正正是香港的重要產業，如果其發展的速度是快的話，香港的相關產業將會在短期內面臨激烈的競爭。

再看得長遠一點，我認為人民幣的資本帳終會開放。很多現時只有香港金融機構才能提供的服務，到時候也要面對內地和海外同業的競爭。

目前香港各相關產業的發展情況應該很不錯，否則就業市場也不會那麼好景氣。然而，受內地的急速發展的影響，形勢可以變化得很快。我記得，約在2003至2004年的時候，號稱「世界工廠」的珠江三角洲，正是欣欣向榮，吸納了不少我的朋友到那裏從事製造業相關的工作。但到最近一、二年，受着成本急速上漲和內地政策的改變影響，不少廠家已搬離珠三角到內地的其他省份或東南亞國家。我有不少原在珠三角從事製造業相關工作的朋友，已難在當地謀生，而轉到長江三角洲、四川一帶工作。

聽到這些朋友的新發展，使我聯想到，會不會有一天，自己在香港幹的產業或工種會被淘汰，而要到內地或其他國家找工作？

謹慎保守理財 盡力減低負債

不過，現時談論上述的問題似乎有點杞人憂天。目前最重要的還是繼續提升能力，以做好自己份工。當然，我們也要做好準備，以便在轉變來臨時，自己可以更輕鬆地面對：例如可以在理財方面作保守的選擇，盡力減低負債。

由於每月需要償還貸款的金額不多，因此可以讓自己容易地在事業上作出轉變的決定，例如把握到海外任職的機會，投身一個有潛力的新行業，甚至是創業等。畢竟作這類轉變的其中一大代價，很可能是收入的下跌和不穩定。

除此之外，我們更可以提升自己的一般技能，這對自己從事不同行業和職位都會有用。當然，這類技能也有不少，我們要有所選擇才行。國際著名企管大師大前研一就在其著作《即戰力》提出，問題解決能力、英語能力和理財能力最重要。他特別指出，比起從前，問題解決能力顯得更重要。21世紀是個沒有標準答案的時代，環境和條件隨時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要解決問題，我們也不能老是沿用以前的方法或理論，而是要不斷假設與驗證，找出新的方法才行。

英語能力 解難能力 理財能力

另外，處於全球化的時代，跟不同種族的人一起工作的機會愈來愈多，而英語是世界通用的語言，所以良好英語能力是從事很多工作的基本要求。至於大前研一談及的理財能力，是指對資產管理的能力。在利率低企的時代，也顯得很重要。

總的來說，我認為大前研一的提議很切合這個時代的需要，對我們很有參考價值。至於如何提升這些技能，大前研一也提出了很多方法。由於本文篇幅有限，希望下次再談。

讓座不讓座 悟資源分配

最近常在總站上車搭地鐵，眼前滿是一排排的空空的長椅，我問自己一個問題：究竟我應不應該坐？
我是個電腦人，工作時除飲水如廁外，絕大部分時間坐在辦公桌前，雙腿從不費力。於是在地鐵列車上是坐是企，分別不大。不選擇坐下的主要原因，是覺得總有其他人較自己更加需要座位，反正自己年輕力壯，多站十幾分鐘毫不礙事，那就把位置留給別人罷了。

老弱顛倒站着 打機青年無視
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抱着同樣的想法。常見地鐵上老人家孕婦顛顛倒倒吃力地站着，面前卻是坐着幾個四肢發達正在專心打遊戲機的青年。心裏不禁道出句《無間道2》的經典對白：世界不應該是這樣的。

我在想，如果我正坐着，眼見面前有需要的人，我必會讓座。可是，倘若我在登車時放棄了座位，也等於放棄了後來讓座的權利。日後眼見不公義的事，如果缺乏資源，又何能挺身而出幫助別人？面前的位置，如果我放棄了，反正遲早會有其他人霸佔的。而其他佔據了座位的人，又未必會用得其所。重新審視最初讓座的理由，也就不再站得住腳。

寧先佔座位 待最需要者出現
我自信比普遍人能更有效地（或更公義地）分配資源，所以，結論是當望見地鐵有位時，好應該當仁不讓，先把座位佔據，好讓有需要的人出現時，方把資源拱手讓出，無謂由得它們落入不當的人手裏。
把問題推而廣之：假設我是個心地善良、樂於助人、希望公義得到伸張的人。當看見社會上出現一些有限的資源，自己又可以合情合法地取得這些資源時，那我們應否考慮自己的需要？又應否考慮社會上是否存在更有需要的人？
我選擇放棄資源的原因，是我想把它們留給更有需要的人。但問題是，我怎樣做才可以保證資源落到他們手上，而不是被打遊戲機的四肢發達佔據？資源，就如地鐵上的空椅，如果缺人管理，很容易會用得不得其所。為了令資源妥善分布，先決條件是有分配的權力，其中一個最容易的方法，是把它們先據為己有。總站裏地鐵上的空椅，為了列車乘客未來的福祉，我還是自己先坐好。
當然，上述的討論，只把問題簡化為「坐或不坐」的二分問題，其實欠缺了第三條出路：把資源讓給比自己更有效管理的人。

富者愈富 基層怎起飛

無線《新聞透視》最近製作了一個節目叫「透視三十年」，首集題目「上游．下游」，討論社會的階級流動問題，訪問了黎智英和梁振英。

黎智英小時候從大陸來香港，十二歲在工廠當童工，其後創辦了服裝連鎖店和傳媒集團，版圖已從香港伸至台灣。梁振英大學畢業後加入測量師行，三十出頭便成為該行二百年來最年輕的合夥人，現在有意競逐行政長官。

我最感興趣的部份，是記者分別向他們問了同一個問題：如果你出道在今天，你還會有這麼成功嗎？

黎、梁二人不約而同答「會」，而且十分肯定：今天的機會比當年多得多。

黎智英梁振英：今天機會更多

「八十後」一定覺得他們在說風涼話，誰都知道七、八十年代是香港經濟增長最快的黃金盛世，各行各業雞犬皆升，機會豈會不及今天。但細想一下，他們說得沒錯：今時今日，只要能出類拔萃，得到的回報遠比三十年前巨大。

手上沒有香港的數據，但可以參考《經濟學人》兩週前一篇文章談及美國的貧富懸殊：在七十年代，收入最高的五分一人口，薪酬增幅是14％，最低的五分一人口，是9％。到九十年代，首五分一人的加薪幅度躍升至27％，但最低的五分一，只增加10％。換言之，窮人沒有變窮，只是有錢人的財富增加速度加快了。

再看另一個同樣是美國的數據：在1980年，首1％收入最高的人，比餘下九成人口多賺十倍；到2006年，他們能多賺二十倍！這不再是"haves"和"have-nots"的問題；是"haves"和"have-mores"的問題。

想想科技（尤其互聯網）帶來了多少資訊、資金和交通的便利，還有中國和印度崛起所帶來的龐大市場，就會明白，黎智英、梁振英若出生於1981年，三十年後，他們的財富和成就，很有可能會比今天更豐碩。

新一代：不是沒機會　是欠平等

這樣看來，今天「八十後」嚷嚷的，不是機會不夠──對「叻仔」來說，今天的機會一定比三十年前多──而是最頂尖那1％「叻仔」，和餘下那九成人之間的差距，被跨張地倍增了。「八十後」不止在抱怨「沒機會」，更是在投訴「欠平等」。三十年前一個中游分子，今天會覺得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今天一個中游分子，三十年後也會覺得自己過得比窮人好，但和富人之間的距離，卻將非常遙不可及。富者愈富，貧者即使生活質素沒變，相對之下也會覺得自己比以前更貧窮，對社會的不滿亦由此而生。

對「八十後」來說，社會的貧富懸殊令他們憤怒，行業之間的貧富懸殊更令他們沮喪（同樣是會考狀元和大學畢業，試比較從事傳媒和從事投資銀行的薪酬差距）。政府要著手解決的不是令那最頂尖的1％過得更舒服，或令財富更加傾斜於金融和地產業，而是如何使其餘九成人口感到有出路、有機會。面對類似的問題，美國的奧巴馬總統至少提出了「衞星時刻」"Sputnik moment"的口號。香港呢？

高官宜多做功課 免車毀人亡

說來可笑，就在唐英年司長「出事」前一個月，中大亞太研究所發表了他們受中央政策組委託的研究報告。唐司長貴人事忙，沒時間閱畢百多頁英文，其實只要看一句結論，就是「世代論並非有效的解釋……要徹底了解他們產生激進理念、態度及行為的過程和條件。」假如唐司長有認真對待，相信他就不用車毀人亡了。

80後雖不滿現況 但打者愛也

看報告時，憶起網上的一句話：「雖然他們是激進的少數，但謀的是多數的福祉。」報告中分析「80後」，雖然有相當數目的青年不滿社會現況，但總體而言「並非同時間埋怨個人的生活水平或質素……對自己的前途（比70後）更為樂觀」，亦有後物質主義傾向。

即是說，香港青年人走上街頭反抗，原意不是走偏激，更像歡喜冤家式的「打你都係愛你」，其實是對香港前景仍有希望的表現。他們除了個人物質上的追求，更追求社會公義的展現。政府官員透出心底話，卻被自己付錢做的研究打嘴巴，小弟雖非納稅人，也為各位的公帑被政府亂花感到不值。

是次研究較短，並沒有詳細闡述「80後」現象的原因。我認為其實是軟件硬件不相乎的問題。硬件上，香港的基礎建設可說是世界一流，雖然政治制度混帳、貧富懸殊，卻也的確未至於餓死人的程度；軟件上，有些人從小到大是相對前進的，社群主義浮現，即中小學教育常強調之「社會義務」，認為自己身為一分子，除了個人福祉，更要為社會大眾抱不平。另一方面，有些人卻可能因為香港城市化速度過快，思維跟不上變遷，如某些人常說的「小農DNA」，只顧門前雪，有家有國無社會。既得利益者看世界，眼前一切是美好的，思維不需隨時代變遷；反之非主流及新一代，則會見到社會的另一面，產生別的思維。

港人並不激進 官員好自為之

而且，香港人也實在不算激進。從來沒有人聲稱要奪誰的命，或要將誰趕出香港，最多是戲言送誰到北韓，但相信金正恩同志也懶得接收。更重要的是，這些有責任感的香港人口裏說不，身體卻很誠實的留在香港，為弱勢者發聲，沒有以往那種「怕走唔切」的心理。有天與新加坡同學閒談，他說你們香港人常要與新加坡競爭，其實坡人更想到香港住，最好是到台灣。因為，與人民脫鈎的威權政治，是難以維持的。

至此，唐司長應該明白，若然他是突尼斯、埃及、也門或阿爾及利亞等地的政治人物，可能此刻已經要流亡他鄉了。幸好香港不是一窮二白。

拓展香港優勢 海歸功不可沒

海歸，顧名思義，從海外歸來的人。

青年時期曾留學法國的鄧小平先生，於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親自開啟了中國學生學者留學海外的大門，自那時候起，「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成為中國人才戰略的重要國策。據國務院統計，20多年間，學成歸國的「海歸」，總人數不少於50萬人。這其中，有數萬人在香港生根發芽，安居樂業。

多項人口政策 促兩地交融
據可考證的資料，1991年1月，在經修改的香港「一般就業政策」指引下，第一批中國公民由歐美等國家和地區申請來港工作，成為第一批居港的海歸。20年來，香港特區政府不斷推出了幾項政策，包括：專才計劃、優才計劃、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計劃等，使得居港海歸這個群體的總人數，已逐漸發展到數萬人。

海歸，接受過東西方模式的教育，又天然地紮根於祖國沃土和香港社會，在香港與內地的互動交融中，扮演着積極而重要的角色。在香港高校中，有「海歸」背景的學者、教授、院長、校長，在港交所、金管局、投資銀行、上市公司及眾多的工商企業中，有眾多「海歸」人才居於領導或骨幹崗位。在會計、法律、保險、建築、資訊等專業界，更活躍着一大批兢兢業業、恪盡職守的「海歸」專業人士。更有一批得益於香港先進經驗並深諳國情的佼佼者，回到內地，受聘於國家財政金融機構、一流學府、科學院所和各級政府。海歸，已成為香港和內地高層次人才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然，廣義來說，在香港的海歸絕不止上一段文字所定義的數萬人。香港本地優秀學生，在中學畢業，甚至中學階段，就出走海外，求學發展，學有所成歸來，為香港社會的發展進步添磚加瓦。特區政府裏面，從特首到一般公務員，為數不少都在海外接受過教育和培訓，香港的商界精英，無不以進入國際性跨國機構為發展的目標，海外學習和培訓自然是必不可缺。

居港海歸 人才數十萬計
香港高校裏面，沒有歐美名校的博士學位，恐怕亦難以謀得教席。

李嘉誠先生早年去歐洲學習製造塑料花的工藝，返港後大展宏圖，也應當算是香港海歸創業興邦的傑出代表之一了。如此算來，香港的海歸人數，應當以數十萬計。

不管是來自哪裏，游過哪裏的海歸，對香港而言，都是人才，是香港參與全球化、國際化競爭的重要推動力。上星期，「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在會展中心舉辦了內地海歸在港發展20周年的慶祝活動，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裏，海歸們安居樂業，香港繁榮興旺，中國和諧富強！

艙務員脅迫加薪 更勝打工皇帝

90年代打工皇帝盛行，當時的在職者亦不斷「搵工跳槽」，這種現象於近年已不復再，打工皇帝變了落難皇帝，在職者求的只是合理工資，也不敢輕舉妄動，皆因一家的命運全拴在一個人的手上。不過，近日國泰工會所提倡的工業行動，令我有感空中服務員比打工皇帝更勝一籌。

試想想，一個打工仔，何德何能「懷着傷心心情」回到公司，用哭喪的臉容來對待你的顧客（假如你是售貨員），或以沮喪頹廢的神情面對你的老闆，來表示加薪幅度未如你所想。

加薪4.5%有雙糧 貪得無厭
成功的工業行動可以幫助處於弱勢的勞方爭取社會上的關注，獲得與資方作出談判的機會和力量。但是，這次的工業行動卻未必達到這種維持社會公義的效果。

第一，我看不到勞方有任何合理的理由「不滿」資方一系列的調薪方案：國泰宣布員工月薪獲調升4.5%，保證發放年終雙糧，獎金獲發最少相等於五周薪金。對於空中服務員為此仍然感到不滿，我解讀到的只是人性的貪得無厭。

第二，這次按章工作跟上次醞釀罷工抗議的時間相距甚短。於2010年4月復活節假期裏受影響的普羅大眾對國泰的「非凡」服務仍印象深刻，一般巿民及旅客只會憤慨自己淪為空服員的談判籌碼。

第三，工會總幹事曾國豐先生的說話，以及整個工業行動的方向，不但沒有惹起大眾的同情心，反而令人反感。工會所提倡的按章工作，重點放在100%檢查妥當以及每事問，無論這兩組詞語修飾得多麼漂亮，大眾都明白，空中服務員會藉此延長每項檢查和工作細序，務求令國泰的航班延誤，而有所損失。

工會發言人應該不是同業人士，所以他們才會認為每班航班延誤10至20分鐘對乘客會造成影響，卻不是很嚴重的影響。他們甚至不了解，國泰的航班調動會因此而大亂，一個航班的10分鐘延誤，可以造成另一班航班的兩小時或以上的延誤，原因有很多，包括航機的調配問題、錯失起飛時間要重新輪候、機組人員的休息時間不足夠等，在此未能盡錄。

犧牲公眾牟利 行為自私
航空界同業一直對準點起飛守得很緊，也很執着，因為這是應有的專業操守，及對乘客寶貴時間的基本尊重。

作為機場同業，理應諒解她們，因為我們比一般人對她們的工作有較深入的認識，然而，正因為我們知道她們作為空中服務員能享受的種種，和能享用的福利以及薪金有多合理，就更拿不出我們的同理心。

報章所引述民航處及機管局就事件作出的評語，內容皆溫和並希望勞資雙方的矛盾得以解決。不過，就這次無合理原因的工業行動，我們應對國泰空中服務員動輒以犧牲公眾利益，來提高加薪比率的自私行為予以責備，而非支持。

(作者為航空地勤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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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只租不買 免加息陷財困

近一年來，香港經濟欣欣向榮，樓價節節上升，失業率又回落至近年低位。這種景象似曾相識，有點像97年時的情況。然而，如果利率一旦急速上升，這種繁榮景象又能否持續呢？

倘美如京頻加息 後97重臨？

值得留意的是，內地似乎已進入了加息潮。為了應對來勢洶洶的通脹，內地央行在兩個多月內就加了兩次息，加息速度不可謂不快。當然，內地加息不會影響香港的銀行利率，暫時應不會對香港經濟有太大的影響。基於香港實施聯繫滙率，香港的銀行利率是受美國的利率政策影響。只要美國失業率仍高企，美國央行似乎會繼續目前的低利率政策。

問題是未來一旦通脹重臨，美國央行會否如內地央行般快速上調利率？如果上述情況真的發生，會對香港經濟會造成的壞影響會有多大？老實說，我當然不知道。也許香港樓市的需求會收縮，造成樓價下滑的壓力。相信最壞的情況會如97年後般，香港樓價會急速下跌，催生大量負資產家庭，大大打擊消費。

你可能會說，現在談這個問題好像是太早了，內地央行也只是剛剛開始加息，而美國央行加息更似乎是遙遙無期。但如果你能回到從前，又預知97年亞洲金融風暴會對香港經濟造成重大衝擊，你會在97年時才作準備嗎？我們現在可以做甚麼，以減低可能出現的經濟衰退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我想，最實際可行的方法，莫過如不買樓，而選擇租樓住，以避免一旦樓價下跌而使自己的財富減少；降低不必要的開支，以增加儲蓄。

危機難料何時 必須增適應力

想深一層，利率急速上升更可能會為全球經濟帶來危機，進而促使全球經濟格局和產業結構的改變。就像上一次金融海嘯爆發後，中國經濟地位快速崛起，中國需求成為這次全球經濟復甦的一大重要動力來源。那麼，下一次經濟危機會帶來甚麼變化？我想，要答這個問題很困難，現時誰也說不定。很有可能的是，我們將要面對一個跟現時很不同的環境。我們需要一種很快適應新環境的能力。我認為，培養這種能力就是我們現時可以準備的事情。

面試官不濟倒米 嚇走人才

見工面試，是個「莫道你在選擇人/人亦能選擇你」的過程，勞資雙方都付出面試時間的機會成本，我在燃燒自己有限的青春做面試的準備功夫，前後連交通時間可花上幾天，面試官也花上數十分鐘的時間見我。大家的目標都是透過這個近距離接觸，為自己找個最佳配對。利之所在，我當然盡力表現自己。問題是，有些時候面試官表現差劣，完全在倒自己公司米。

勿毫無準備 提問敷衍了事
上佳的面試過程，是雙方腦電波相近旗鼓相當，面試官亮出真功夫考我時，我可以順勢反擊幾下，就像悟空布歐的決戰，或者是林丹李宗偉的球賽，互相切磋較量之下快樂不知時日過。如果面試過後，我仍然跟他滔滔不絕，我自不然會想跟他工作，亦會被那公司吸引。

然而現實沒那麼完美。試過面試官毫無準備，求其問了條大學一年班也會答的問題。我心裏即現疑惑，我堂堂專業人士，閣下問我這樣顯淺的問題，是因為覺得我能力應付不足？還是貴公司不需要應付複雜問題？抑或因為面試官的能力不及？

姑且讓疑點利益歸於面試官，為免閣下認為我的能力不足，我遊花園地回答，盡量把一些不太關係卻十分有趣的東西放進答案裏，希望面試官跟我一樣，都是個喜歡「玩嘢」的人，只礙於大公司的繁文縟節下，不得不問那些小兒科問題而已。

木訥悶蛋 浪費員工青春
可惜那次面試官不為所動，只呆了呆，看似不理解我的答案，又不好意思細問以免露底。見此，我還可以對貴公司有甚麼期望？貴公司的員工這樣木訥，我也不想工作在這樣的環境。要不是出於禮貌，我幾乎想跟面試官說，無謂再互相糾纏浪費時間，雖然我知貴公司一定請我，不過還是算數吧。

或者有人會認為我這樣很囂張自大無禮目中無人，但我卻覺得這才是個求職者應有的態度。只是互換角色。我把自己的青春投資在貴公司，自不然對貴公司有很嚴格的要求。如果貴公司真的希望我加入，是否應該花點時間和心思去吸引我？安排一個悶蛋跟我面試，根本在倒自己米：要不然你覺得悶蛋跟我相襯；要不然貴公司全是悶蛋。

所以，各大公司在招聘員工的時候，好應該仔細安排考慮進行面試的人手。因為於求職者而言，幾位面試官正正代表了整間公司的員工。如果面試官是個蠢蠢的三打七，又何能吸引人才？

直資無寒門 基層前景黯

早前，審計署披露了22間直資學校出現「糊塗帳」的消息之後，頓時引起各方譁然。雖然教育局澄清只有6間學校的帳目有問題，意圖為事件降溫，但事件已令社會進一步關注到直資學校應否承擔社會責任，以及應該承擔多少社會責任的問題。

縱容違規直資 剝削基層教育

當年政府力銷直資制度的時候，曾經表示直資學校的辦學模式較傳統學校多元化、課程編排更富彈性，可以為家長在官津學校之外提供另一選擇。而該制度自從九一/九二學年實施之後，不消20年光景，當初訂立的目標似乎達到了。今日，有愈來愈多家長願意支付天價學費讓子女入讀「具優秀潛力」的學校，而直資學校的地位甚至與名牌私校劃成等號。看來一般學生要入讀直資學校，惟有指望父母有足夠「財力」了。

跟很多八十後一樣，我在小時候一直被外界灌輸香港獨有的「獅子山精神」，強調只要靠自己不斷的努力，終有一日會走出草根階層，社會地位亦隨之上升。不過，當直資學校逐步走向貴族化的時候，一般學生只好望門興歎，與直資無緣了；更離譜的是教育當局三令五申，規定直資學校必須預留一成學費收入，作為獎學金和助學金用途，但是審計報告就發現，部分學校竟未有預留足夠資源項供家境貧困的學生申請。

較早前，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為了捍衞基層學生有入讀優質官校的權利，猛烈抨擊教育局局長強推「自願」縮班政策，是剝削基層學生入讀好官校的機會，令他們難以脫離跨代貧窮的苦況。就連特首都在《施政報告》中重申「教育是減少跨代貧窮的治本之道，良好的教育有助提升下一代的質素……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言猶在耳，教育局局長孫明揚竟對違規學校的所作所為視若無睹，完全無視基層子弟同樣享有接受優質教育的權利。

官僚不解民困 跨代貧窮難解
回歸以來，香港政府的教育政策可謂層出不窮、光怪陸離、以至「應有盡無」，所推的政策不但未能符合社會需要。一眾官員在硬銷的過程中，更凸顯他們對基層市民抱有漠不關心的態度。

或許，高高在上的官僚毋須擔心子女的升學問題，然而，香港底下還有一眾生活在草根的九十後、千禧後青年，對於改善跨代貧窮的問題卻苦無對策，前景愈見黯淡。政府又如何能夠令他們相信「知識改變命運」這個「偉論」呢？


李榮豐 （八十發聲）

借鑑滬世博 申亞須具宏圖

日前政府公布申辦亞運諮詢結果，決定申辦2023年的亞運會。作為八十後，我是絕對支持申辦亞運的，但政府要在明年1月申辦限期前成功說服立法會通過議案，目前仍未見樂觀，因為至今只看到政府在玩數字遊戲及利用運動員作宣傳工具，卻看不見政府的遠見。到底政府會如何把握亞運的機遇去規劃香港的未來呢？

世博前後50年規劃 復興上海
上海籌辦世博的經驗或許值得參考。早前因為工作需要，我隨團去上海，並出席了一個名為「世博會與上海復興之路」的座談會。透過上海社科院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秘書長屠啟宇教授的講解，我了解到這次世博會是一個前後50年的規劃，對上海的發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這顯示上海市政府的高瞻遠矚。

上海在改革開發之初可以說是一個「寸草不生」的重工業城市，工業發展佔上海整體經濟結構近80%，服務業只佔約16%，當時的城市彷彿不是為生活而建設的。但當「要在上海舉辦世博會」的決心下定時，上海市政府亦同時堅決要把上海復興過來。

首先在1985年推行十年的城市規劃改善計劃，在90年代中期，上海的整體經濟結構已大有改善，服務業的佔有率上升至約65%。在城規改善後，上海市政府隨即大力發展經濟規劃，連帶國際知名度的提升，使舉辦世博會的先決條件都達到一定水平了，最後再搞市容、基建配套及文化的提升，終於花了足足25年時間籌辦今天的世博會，到現在的「後世博」的討論，都是在講世博後25年的發展，這就是前後50年的世博規劃。

平未必好 良好規劃助港發展
回到香港，對於是否值得花過百億申辦亞運，政府回應的重點不應該是「減價」求通過撥款，而是要給香港人看看政府有甚麼規劃，如何動用這筆預算，以及亞運過後的「後亞運」效應如何帶動香港發展得益。現在政府的退讓只是告訴市民「大有大搞，細有細搞」，根本沒有決心去做好亞運，結果可能是「白搞一場」。

如果政府有決心申辦2023年亞運，做一個20年的規劃，規劃出如何在首10年善用預算，包括改善運動場館設施、鼓勵本港運動風氣及發展本地運動事業等，並在亞運完成後，用10年時間辦好「後亞運」發展規劃，藉機會推動經濟轉型等一系列的變革，使香港人看到未來的機遇。

其實這種概念同時可應用到政府其他政策之上，香港市民希望的是一個有遠見的政府，有規劃的發展，否則是要付出代價的，而且是所有香港人。


羅家傑 八十發聲成員

輸出制度優勢 助中國「香港化」

曾談及香港究竟有甚麼剩餘價值可以容納新移民的湧現，愈寫愈憂心，彷彿香港真的沒有任何價值，只是一個功利城市。不過，如洪清田先生的「香港學」所言，香港以一個全世界的角度來看，簡直是一個神奇的現象，而這種現象是不斷變化中，是不會消失的，對中國、對世界的價值尤甚。

香港地靈人傑 是中國奇觀
近日看見《南方人物周刊》登了一篇「愛廣州的60個理由」，不談別的，第一個理由竟然就是「離香港近，有事沒事都可以去透透氣」！

梁文道有言他是最後一代的香港文化人，說的不是香港消亡，而是怎樣與內地融合之餘，顯出自己的與別不同。反觀之，內地人尤其是嶺南同胞，卻更是重視他們與香港的關係，證明香港的環境、培養的人才仍是至關重要，是中國的一大奇觀。

續看「愛廣州」的其他理由，在一個香港人眼中，着實是普通至極，與香港差不多：像官員要向民眾道歉、銀行設施方便、愛煲湯的廣州女人、有大牌檔食、「散步」多、人均捐款多等，雖然是一篇遊戲式的文章，卻不難看出其實廣州除了地理上的分別外，跟香港人的性情也有不少相似之處。如果連內地人都為這些特點感到自豪，香港人更加沒有理由覺得香港沒有前景。

融合珠三角 勝親近北京
現在問題是香港的官員好像都不太了解到這一點，過分急切的要去親近大陸。打個比喻說，如果大陸是黑色的，台灣是白色的，香港就是中間的灰色地帶-黑不可能立即變白，那是變天，但可以逐漸變灰。

我們應該先與語言、文化相近的珠三角融合，多於急切要與北方親近。整個廣東省的人民無疑都想增強自己的實力，成為中國一個不容易受外來文化侵蝕的地區，就像加泰隆尼亞（Catalonia）在西班牙中的獨特地位一樣（我非鼓吹廣獨），香港就更加要輸出自己有用的力量，不論是制度上的優勢，還是文化力量上的配合，盡量要建立我們的大嶺南文化圈，這才叫香港不至於消失於世界的目光之中，反而是借助更大的地域，去把中國「香港化」（不包括高地價政策及功能團體等）。

寫到此處，想起中小學生將要用普通話教授中文，不免是痛心疾首。最後，既然連卡塔爾都舉辦世界杯了，期望有一天廣東省多個城市也可以聯手，辦一個大廣東世界杯！

改革教育遏樓價 助青年抗壓

最近發生了幾件事情，讓我思考了好一陣子。

有一個認識了不久的學生朋友，選擇跳樓結束了自己年僅20歲出頭的生命，她非常優秀，能力出眾，樂於助人，組織和參加過不少社會服務活動，能夠幫助別人，卻沒有能夠幫助自己。她的離世，讓很多人欷歔不已。

最近去九龍塘一家中學演講，在座有百餘位高中學生，談到面對壓力的問題時，我請覺得自己壓力大，對自己造成困擾的同學舉手，出乎意料的是舉手者眾多，保守估計不少於三分之一，未舉手者亦頗為認同，感同身受者眾。

學校應授價值觀 積極抗壓
這兩件事情，都是關於面對壓力的問題，中學生們遇到的情況可能是學業壓力，家長要求等外部壓力，而輕生者可能自己給自己的內在壓力過大無法釋懷。現在社會對80後、90後年輕人的有着諸多的批評，其中一條就是抗壓力不夠。

不過我始終覺得中國有句古話：「子不教，父之過」。當年輕人普遍感受壓力太大，難以面對的時候，就是需要反思教育模式和社會體制的時候。

戰勝壓力，就是要讓受壓者能面對並解決壓力所代表的問題和困難，這種能力的培養，往往是一個從被動到主動的過程，是教育體系最重要的責任之一，甚至比傳授書本知識更加重要。

進一步的，就是價值觀教育，因為抗壓的行為，需要價值觀支撑，要讓學生明白為甚麼要面對困難和壓力，現在有些年輕人貪圖安逸，缺乏鬥志，就是因為沒有找到同壓力鬥爭的理由。

非沉默中爆發 恐沉默中滅亡

回顧自己在清華接受的教育，很多知識都已經忘記，高等數學的書本恐怕都已看不懂了，但至今難忘的是到了清華不懂數學課的痛苦，以及熬夜苦讀只為搞懂題目的艱辛和成就感。清華的生活條件也許不好，但永遠懷念的是和清華的兄弟們午夜11點在操場上一起跑步，談人生，談理想的美好時光。

當然，一方面教育上要培養抗壓能力，另一方面，社會的壓力也不能給年輕人無限加碼。現在在職的年輕人普遍的壓力是經濟壓力，尤其是買房的壓力，如果房價高到一個普通年輕白領沒可能承受的水平，恐怕不在沉默中爆發，就要在沉默中滅亡了。

為了下一代，請政府控制樓價。

初哥抗通脹 要學價值投資

最近通脹壓力重現，房價持續上升。一向沒有投資的朋友，是否應考慮將手上現金轉為資產，以保持手上財富的購買力呢？

畢竟目前仍有很多支持物價和房價上升的因素，包括各國濫發貨幣而引起的輸入性通脹、美國推出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有限的香港住宅供應量、銀行利率低企、已形成的通脹預期等。然而，短期內，大部分打工仔的工資很可能追不上通脹和樓價或租金升幅，每月能儲蓄到的財富只會愈來愈少。我知道還有很多朋友會將錢存放在銀行，而不會把錢投入資產市場，以購入房產或股票等。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要在資產市場賺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況且，如果不幸在資產價格處於高位時入市，更會使自己損失慘重。

置業夠實質 惟首期難籌

假如你在1997年買了樓，就要面對樓價大幅下跌的情況，多年來忍受當負資產的痛苦，直到13年後的今天，樓價才回升至接近當年的水平。雖然推動資產價格上升的因素仍有不少，但導致資產下跌的風險也存在。你能肯定目前香港樓價不會再大幅下跌嗎？

當然，投資保值不是應對通脹的唯一辦法。我們可以降低生活質素。例如面對愈來愈貴的食物價格，我們可以吃得便宜一點，吃少一點；面對高昂的樓價和租金價格，我們可以搬往一些較偏遠的地區，或面積小一點的單位。

可是，作為一個沒有投資經驗的人，不想降低生活質素，而願花時間學習和願承擔投資風險，又可以如何開始呢？資產的類別和方法五花八門，很難說哪一種才是最好。無疑，物業是其中一種很好的實物資產，但有很多朋友未必有足夠資金支付首期以買樓。相反，股票的入場費較低，不失為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

我自己一向也有投資股票，但回報總是不太好。最近重新認識和思考投資股票的方法，有了新的體會，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保本止蝕 指數基金風險低

1. 保本止蝕很重要。假如股票價格跌了一半，是需要升回一倍才回到原來的價格。在股票市場上，價格能持續上升的股票很少。找一隻價格將升一倍的股票很困難。你能保證手上的是好股票嗎？

2. 大部分人同時相信的事情，很可能是錯誤的。過去，市場情緒很樂觀的時候，通常都是股市短期見頂的時候；市場情緒很悲觀的時候，很可能就是短期見底的時候。

3. 銀行利率是買股票的機會成本，利率與股票價格的聯動關係很強。

4. 對大部分業餘投資者來說，買指數基金可能是最好的選擇。既可以分散風險，又不會使回報跑輸大市。

5. 捕捉股價低位時買入和股價高位時賣出股票都是很困難。

6. 朋友間能在資產市場賺大錢的人，都是對價值投資有深刻了解。

也許大家未必同意上述的想法，然而未來通脹很可能會愈來愈嚴重，我們要做好心理準備和想好認對方法。

豈有懷才不遇 走出抱怨漩渦

每天上班總是沒精打采、唉聲歎氣、面如死灰、滿口怨言，要不上班等吃中飯，午飯過後等下班，然後循環不息地如此這般生活着。你們身邊有沒有這種人？我身邊有，而且有很多，大部分是男孩子，他們抱怨工作沉悶、上司無能和薪金未符理想。他們認為自己的薪金應該比同齡的人高出15%，而且應該年年升遷。

抱怨我聽過不少，自己也曾抱怨過，直至曾因自視過高而走錯路，撞了板，才知道世上沒有際遇不好這回事。如果一個人不斷地想際遇的問題，而荒廢了應該學習的技能，不管是工作層面的知識或待人接物的智慧，這個人只能夠不斷抱怨他的際遇不好，直到永遠。

薪金反映價值 老闆不是傻瓜

高人說，你的薪金其實已經反映了你在巿場上的價值。我相信，且深信不疑。每當朋友向我說起，他認為自己起碼值現時薪金再加上15%，我很想直接回應一句：「世上沒有應該。」但我想到這個朋友的自尊和脆弱，只好把要說的話換個包裝，我回應：「其實你的薪金已經反映了你在巿場上的價值。」

我並沒有直指他值不值，也沒有看輕他的意思。我只是說出一個所有人都接受的大道理——等價交換。以前的世界以物易物，現在的世界以金錢換東西，那些東西值多少錢，並不是由賣家所決定，而是由一眾買家去訂定，難道閣下認為老闆都是傻的嗎？他們不知道你這個人才值多少銀両嗎？

打工如賣樓 誰會輕易屈就

可惜的是，他還是不懂我的意思。他辯稱自己會變，強調自己有潛質，可以做得更多更好，所以一定值得那個薪酬。

我不能理解他這樣的邏輯，於是跟他解釋：我們這些打工的人，其實跟賣樓的沒有分別。如果你肯定自己的樓價值100萬元，你會否於80萬元把它賣出？不會，因為你知道巿場上還有很多買家，願意以至少100萬元跟你交易。

於工作上，其實也是異曲同工：即是，如果你肯定自己至少值3萬元人工，你決不會屈就於一份1萬元薪酬的職位，而且一做還要做七、八年之久。如此反證，我只能說，他現時的薪金相當合理，要不是他應該一早洗手不幹了。雖然他本人仍不滿意，堅持自己的薪金有上調的空間。

寫出這一件小事，其實是想借題發揮，我想藉此向大家推介一本書，書名叫「秘密」，我看過後，就從抱怨的漩渦裏走了出來。正面思想可以幫助人，總比終日埋怨自己懷才不遇好，我想這個道理，任何人都不會反對。

留美四年 找不到回港的理由

剛踏進在美國唸書的第四個年頭，行將畢業，身邊總有些同學急不及待要返歸，但於我，實找不到回港的理由。曾幾何時我晚晚想念廟街十蚊一大盤的牛雜和日日夜夜繁忙多姿多彩的生活，但幾年下來，想法一直在變。

初抵羅德島 懷念牛筋撈

還記得第一年到美國唸書，老早訂好機票5月初回港，3月尾便開始慢慢數算日子，不斷跟同學說已等不及回家了，同學總好奇地會問「你覺得這邊很差麼？」差到極！在美國羅德島的小城唸書悶死人，幾乎零娛樂，商店黃昏關門，朝見口晚見面全是電腦宅男，我滿心懷念通宵營業茶餐廳的烘底餐蛋治和凍啡走甜。

第二年倒沒那麼想家了，一方面自己的研究上了軌道，難得整個思考工作流程都這麼順利流暢，回港放假雖可繼續做研究，但香港家人朋友多雜務多誘惑更多，不容易長時間閉關練功煉論文；另一方面漸漸習慣美國鄉郊的靜寂，夜闌人靜燈火漆黑的半夜也不是那麼嚇人，其實也正正因為社交圈子相對細小，自己時間的自由度相對地高，才得以專心一致地做事。開始覺得回不回港倒不是甚麼一回事。雖然，夜半夢迴時，還會掛念雲吞牛筋撈。

畢業期將近 卻不想回家

還不夠兩星期我就要回港放第三年的假，這一次覺得大大鑊，原因是美國的研究工作和任務還沒完成，不希望研究進度因而被打斷，但我卻因某些緣故需於12月前回港，於是9月初便為自己倒數。不過這次倒數的意義跟第一年的完全相反，我提醒自己要在剩下來的短短日子專心地把所有任務完成，同時心裏有不切實際的期望——如果可以再遲兩星期回港就好了。至於脆皮燒肉飯，大不了開一小時車到波士頓唐人街去。

在港的家人朋友可能是最重要的回港理由。但其實，香港的工作節奏這麼急速，工時這麼長，壓力這麼大，餘下能跟朋友共聚的時間又有幾何？有些半生不熟的，查實，一年還不會見一面。相反，假如我在美國工作，每年放一個月假回港省親敘舊，或者更好，好讓自己工作時更專注地工作，放假時更專注地放假。

幾年下來，習慣了美國的龜速節奏和寂靜環境，就不再懷念香港的喧囂吵鬧。也就因為美國的緩慢，我才得以心無旁鶩專心一致地做事。香港雜亂紛陳的環境，很容易落得坐這山望那山，一事無成的下場。

結論是，如果我能在美國工作，實找不到（起碼短期裏）回港的理由。

利潤最大化 豈能忘社會責任

撰文:馬韻瑜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健康推廣主任

為迎接最低工資的實行，大家樂集團宣布旗下員工增加時薪，但同時實行午膳時間不計薪酬制度（編按︰集團於6日已宣布取消無薪用膳）。集團主席陳裕光是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成員，身為委員之一，卻於最低工資法例實行前夕，帶頭於飲食業內搞「名義上為員工加薪，卻暗扣員工飯鐘錢」的剝削做法，還要理直氣壯地指出此乃行規，這種行徑實在令人不齒。尤其當公眾翻開報章或於網上瀏覽時，得悉「大家樂於6月公布業績時，錄得純利5.13億元，按年增長16.15%」。

大市場小政府 商人最大得益

作為一間商業機構，於資本主義社會的遊戲規則下，以利潤最大化為首要目標，似乎是無可厚非。尤其在香港，沒有人會質疑「大市場，小政府」的運作原則，因為據說這塊地方是以這個原則運作多年而變得繁榮。

然而，近年香港人開始發現，利益最大化、最大受益者只是商人，而且是大商人。他們有愈多資金，就能滾存愈多的財富，一般打工人士只有選擇被誰剝削或被剝削多少的份，根本不可能靠甚麼拼搏而滾存到第一桶金，因為他們的收入不停地被滾入大商人的荷包中，於是貧富懸殊（相對貧窮及在職貧窮）情況愈來愈嚴重，「李氏力場」、「新權力架構圖」等仇富字眼或圖畫開始湧現，而且在網絡世界上廣為流傳分享。

80後對抗不公 網上挑戰權力

年輕人開始不滿於商人將「利潤最大化」寫在臉上，放在口邊。表面看，他們面對以上的大環境，似乎非常無奈。其實，除了於facebook或msn分享幾幅諷刺性的權力圖，或嘲諷李氏力場的影響力外，年輕人可以選擇以行動去對抗不公義的事件。例如，他們可以用消費者的權力，去挑戰「為你做足100分」的快餐連鎖集團的決定，特別是這類集團以80後作為主要消費對象。

企業剝削僱員 利潤終難持續

利潤最大化不是「大晒」，企業作為法人團體，也需要盡社會責任！從自利的角度看，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不是為別人，乃是為企業本身可持續發展。

企業所剝削的對象——僱員，其實也是消費者之一，當這群消費者再無能力消費時，企業又如何能夠製造持續的利潤呢？而且利潤再大，也是為了推動社會和個人發展，但當個人變成企業製造更大利潤的工具時，社會的價值觀就已本末倒置，這是最大的不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