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嬸鬧機場 顧客永遠是對的?

「顧客永遠是對的？」這一道問題，在我入職前的面試裡，曾被面試官問過，而我目前仍認同當時的答案──顧客當然不可能永遠是對的，但在他們做錯及無理取鬧時，我們只能平心靜氣地提供最好的服務及選擇。

跟第四代人不知有沒有關係，只知道香港有些畸型價值觀，不知從何演變至此。老實說，筆者極不願寫工作範圍的事，但機場阿嬸一事卻令我有撰文的衝動。此事予人印象是，一個遲到登機閘口的婦人只消在閘口前大吵大鬧，滾一下地沙，就能倒是為非（航空公司其後以影片被放上網，作出道歉，並以免費商務機票作為賠償）。天啊，以後教我們怎生面對故意遲到的客人？

過份縱容顧客 香港獨有

始於劉天王一句：「今時今日，這樣的服務是不夠的。」而種下禍根，造成眾公司紛紛提供扭曲了的客戶服務。曾說過香港是一個過份發展的地方，香港人從出生起已適應這種過份發展的社區型態。你能想像航空公司要求服務員做到乘客辦理登機手續的等候時間是零嗎？你能想像就算手持外國護照，但居港超過一年，已被同化的洋人，在等候時間超過兩分鐘，會肆意大聲無理地投訴，說他等得太久，並向我們爭取免費升等嗎？

公司的指引，當然是盡量息事寧人，免費升等必定不能，否則利潤從何來？但每日面對這種情況，甚為無奈，很想了解是否我的兩分鐘等於別人的半句鐘。加上自己不斷在旅行時觀察其他地方的機場，竟發現原來要求高且喜歡放聲謾罵看不起服務人員的人，只會在香港出現，那些人，也不一定是香港人，可以是國內同胞、居港的洋人、日本人、馬來西亞人甚至乎留學海外的中國人。

為保服務質素 前線叫苦

曾和同事研究過此等怪異現象，實屬香港獨有，得出的結論有二，一是香港發展得太快，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超級有效率，稍慢就會被淘汰；二是香港的服務業才會理會那些不合理的投訴，以中國人或港人為主的管理層，一致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甚或荼毒，不斷向前線人員施壓，要求他們表現出忍讓以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美德。

國泰，一間本地航空公司處理機場阿嬸一事，就告訴大家原來要無理取鬧，才會獲得注意，乘客們都被寵壞到跟三歲小孩一樣，引証了香港提供的服務已去到畸形的程度。

相關blog文:
憤怒—余賜恩

肥媽鬧機場—陶傑

人在中環:阿嬸之二

知識天璽價 負債天比高

這是一個甚麼也可售賣的年代。人力可在市場售賣，卻值不了幾斤；知識可在市場善價而沽，售價可比天高。

我由高級文憑到碩士，不知是禍是福，不用負擔學生貸款。同學畢業後薪金比我高，多出的部分都被在學時期的學費貸款蠶食好一截；修讀副學位課程的被迫選擇免入息審查貸款，利息高另加風險調整系數，畢業後還款額等同置業首期，是為預支知識的代價。

剛公佈的大學生實習計劃希望讓大學生「擴闊視野，增加歷練，為工商界培育人才」，最低薪金四千，隨時比倡議中的最低工資更低；副學士苦讀兩年，付出的學費借的貸款一樣多，財政司一言道破學位迷思：找不到工作，大可報讀毅進青少年見習就業計劃 - 副學士一下子跟中三學生競爭，預支知識後毫無條件償還。

大學生以至副學士的價值被貶成跟中三同等，畢業生看似無力抵抗這超穩定政經結構。畢業－就業－失業迴圈令知識看來不再有價值。香港開始跟日本一樣，陷入格差社會的困境，社會階層失去流動性，皆因經濟結構的轉變，引發一系列既有社會結構失效。

紐約城市大學人類學教授David Harvey認為，中東石油危機引發全球經濟衰退，企業產能過剩令資本主義系統技術上崩潰。重生的體系針對各種特定需求，加強各範疇的創新速率，令技藝快速的被毀滅和重建，勞動巿場二分成為中心與邊陲兩部分，長期或穩定的僱用方式與相對不穩定的外判、承包、散工，衍生出高程度的結構性失業。這一切是之創造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源自資訊控制權的失衡，。

社會再轉型　豁出去！


資訊成為被受重視的高價商品，所謂知識型經濟，實是強調個人及企業對資訊的控制。一直行之有效的教育系統，無法應對高速改變的社會，學生被施於同質化的教育，在超激烈及多元的競爭下無以為繼，猶如在學校中廢校，被學生否定教育的意義；企業仍然壟斷市場，管理架構幾乎不變，青少年似乎只有就業或是失業，勝組或是負組，資訊的控制權仍是無法來到自己手中。

既然社會如此，將自己關在安全的辦公室中，不如豁出去被資訊洪流衝擊，擁抱風險。當一切穩定只是建基於火箭專家估算市場不會大舉失效的機率，企業又選擇以外判及散工應對，當一個Freeter（自由Freedom及兼職Arbeit）嘗試擔當各種任務，薪金可能比實習更高，獲取的資訊可能比同輩更多。為個人興趣找尋出路，將之變成改革社會的創意，除非選擇沿續過去的一套，將自己困於業已陷於困境的時代。

也許，學生們應如寺山修司的電影，拋掉書包上街去，重演1968年巴黎那場沒有推倒資本主義的革命。高呼胡志明，逃出去。

延伸閱讀：
一蚊健 (2009年3月1日) 我這一代實習生. 獨立媒體

David Harvey (1990) From Fordism to flexible accumulation in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藝人吸大麻 應如何反思

兩名藝人在日本被發現藏有大麻，輿論一片嘩然，認為年青偶像吸毒，會對青少年造成嚴重影嚮。

我搞不清究竟是不容許藝人犯法（日本法律禁止藏有大麻）？還是不容許藝人（在大麻的作用下）於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抑或是不容許藝人言行相悖（藝人曾經宣傳禁毒）？

如果故事不是發生在日本而是法律容許大麻的荷蘭，二人被發現於咖啡室內吸大麻，他們沒有犯法，輿論又會否嘩然？反過來，如果故事發生在蘭桂芳，二人沒有大麻，不過喝醉了，神智不清、腳步不穩地在街上亂吵亂罵，同樣地沒有犯法，又會否被大肆評擊？如果二人沒藏大麻，只犯了偷竊罪，他們所受的指控又會有別？

煙酒亦害人 待遇天壤之別

為甚麼大麻是毒品？顯然是由於興奮作用，使人產生幻覺，影嚮大腦正常運作，妨礙判斷，亦會上癮。但是，酒精和煙草不都有類似的問題嗎？它們同樣會使人上癮。酒精所引致的社會問題，同樣地多，為何酒精與大麻的待遇有天涯之別？

美國有趨勢把大麻列為非刑事化。奧巴馬於零四年曾表示美國應該重新考慮對大麻的禁制，原因是打擊大麻虛耗納稅人大量資源，但其產生的社會問題並不足以抵銷其開支。去年跟總統大選同時進行的公投裏，麻省居民以百份之六十五對三十五通過大麻非刑事化。

委實，在美國的大學校園裏，學生吸大麻的情況頗為普遍。在週末晚上，走過本科生宿舍，時常會聞到燃燒大麻的氣味。多位研究院裏來自美歐的同學都曾吸大麻，他們亦不以為然，也沒有上癮。他們都是在大學時，人吸我吸的情況下嘗過。早前，在奧運會連奪多個金牌的飛魚菲比斯，亦被發現在一個大學派對裏吸大麻。可見吸大麻於西方社會裏，亦不是件嚴重的事情。

被指言行相悖 政客也雷同

再且，為甚麼藝人講一套做一套有問題？藝人曾出席宣傳禁毒活動，今日被發現身上有大麻，輿論指責他們言行相悖。我們不如從八十年代末的立法會選舉開始，統計有幾多尊貴議員們的競選承諾，在當選後又得兌現？如果前言不對後語，足以要藝人消聲匿跡退隱江湖，香港的政壇就不會這麼熱鬧。

如果大麻不是毒品，兩位藝人又會否遭受嚴厲指控？我們又能否接受藝人們吸大麻？他們攜帶大麻出遊，顯然他們認同大麻的作用。兩位藝人又會否有膽量，如當年的奧巴馬，在香港倡議大麻非刑事化?

紐倫港的生與死

在金融風暴當前﹐全世界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作為Ground Zero的美國紐約﹐單單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已經損失了17,000個職位。曾經雄霸華爾街的五大投行從此不復存在。有人說﹐紐約玩完了﹐浦東站起來。其實﹐紐約對人才的開放與其金融和銀行業外的再生力，將確保它全球性的金融中心的地位。那再生力﹐就是創意。

城市發展3T (Technology, Talent, Tolerance)

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裡說過﹐城市真正增長的引擎是以其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來衡量的。當紐約那些投行從業者破產之時﹐卻是市場把被瘋狂推高的樓價解咒的時候。對時裝設計師、音樂家、導演、藝術家、心理醫生等來說﹐那正是搬進來的好時機。許多不同專業和不同類型的人擠在密集的環境 -- 正是創造新事物的重要催化劑。創新力，從長遠來看，便是保持城市活力和相關性的元素。

要吸引這些不同行業的創作人來生活工作﹐城市需要有其可取之處。美國城市學者李查德·弗羅里達在《創意階層的崛起》一書中指出﹐經研究資料顯示﹐城市的健康發展﹐與人才，寬容度，科技發展力有莫大關係。一個有寬容度與自由﹐而不是一大堆購物商場的城市才會吸引人才﹔一個尊重科研的環境﹐而不是只把電話當作潮流玩意的城市才會鼓勵創新。

那香港有嗎? 論寬容度﹐我們遇到那些極右翼宗教團體抓著社會道德標準話語權﹐儼如淫審處的幕後操縱者﹐甚至有認為保障同居同志的條文，會造成「愛滋病增加」的言論﹔ 論尊重科研﹐數碼港的偷天換日還歷歷在目﹐就更不要問中藥港了﹔論人才﹐可從最近香港動畫師奪得國際大獎，日本主辦機構願出錢出力,建議港府協助舉行頒獎禮,卻被一句"沒有餘錢搞典禮﹐也無任何利益"所拒絕一事看出來。

西九·明天的幻象

雖然香港今年的財政預算案裡有提出要拓展經濟新領域 -- 創意經濟﹐然而這些人工比奧巴馬還高的政務官團隊已被一河之隔的深圳官員超越。去年年底﹐深圳成功爭取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設計之都」稱號﹐成為創意城市網路十六個城市中唯一的中國城市。2007年深圳文化產業增加值更達465.5億元，佔GDP6.9%。而香港在政府以金融業為首的四大支柱產業之下，創意產業只佔GDP的2%。預算案裡那區區三年三億元的「其他創意產業支援」﹐實在來得太遲太少。老實說﹐2010的上海世博除了展示「八達通」我們還有甚麼? 可能只有《西九·明天的幻象》罷﹗

延伸閱讀:
How the Crash Will Reshape America (The Atlantic, March 2009)
三城記 Nylonkong - A Tale Of Three Cities
深圳設計：特區政策優勢淡化後的新增長點？
香港可否成為創意之都？ 科大商學院組織管理學系教授及系主任 李家濤
創意經濟以人為本
2.15「維護公民社會價值，反對宗教右翼霸權」大遊行
寫在道德戰火中的無人地帶
明光社
香港科技未來的「新方向」在哪裏？
絕望的香港創作人 John Chan
奠‧香港創意工業的死亡之日
為甚麼香港人的創意總是搞不起來？

動畫鏗鏘集-隱蔽老人

網絡加濾器 管制資訊遏創意

好些人接受自己是個庸人，只按本子辦事，其他的大多不聞不問，得過且過。問如何生活得更好，他們會答你「搞咁多野做乜」。

這是了解和掌握自己的限度省點力氣，還是不願去進步？朋友說，工作範圍不太重要，何需著緊。最好不用自行摸索，有例可循，不出軌就沒錯。也怪不得香港人被／自行定位成「沒創意」，創意在我們心目中是多舊魚的，沒有也可以過日辰。

反省這種狀態果實在可怕（有多少人會認真反省是問題）。假設人生下來是完全地無知的，成長依靠的能力就是好奇心，看見新事物夠膽去嘗試用盡不同感官去感受，並記住該種感覺，判斷是否對我們有益，他日可以再接觸。常言道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因為你不吃下去就不知道其美味，也不會繼續吃下去，想出多點的煮法使其更美味。缺乏嘗試新事物的勇氣，還對原地踏步感到高興，真夠荒謬。

畏懼新事物 填鴨教育之故?

除了內在的好奇，外在的壓迫也可以是動力。在內地，近日網上串流影片「草泥馬之歌」大熱，目的是對抗「河蟹社會」的壓迫，以粗口諧音片段，反抗消滅很黃很暴力資訊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網絡低俗」運動。在香港《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修訂剛完成第一輪諮詢，本地處境中言論自由非尚方寶劍，亦要限制在社會道德接納之範圍，但絕不應該對網絡空間作極嚴厲的管制，如強制安裝過濾程式及一定時間內禁止上網。大陸網民正正因為沒有言論自由，才群起表達不滿，香港故步自封之餘，還嘗試收窄活動的空間，不讓你碰就好！難道是生活太安穩，不論遇見什麼新的都感到驚慌失措，只活在舊有的舒適區就好？

某大學導師在網誌上寫過，有位日本社會學教授一抵達香港，即感到頭昏腦脹，原因是香港實在太五光十色目不暇給，習慣在田野間細味身邊事物的老教授，一時間受不住太豐富的感官刺激。原來香港人平日接收太多資訊，早就麻木，再給他新的東西會嫌煩，寧願不聞不問。就像小時讀書填鴨填多了，長大後就不願再吸收新知識，還嫌填不夠麼。終身學習／創新，草泥馬戈壁！

有句聽到爛的名言「stay hungry，stay foolish」，本來這就是人應有的生存模式，求知若愚，渴望有新的方法處理生活，渴望進步。我們竟是倒轉的，遇到新事物就左驚右驚。我們被填得太飽了。

引優秀內地人才 解香港婚姻煩惱

香港在男女關係方面是一個比較奇特的城市，繼承了東西方兩種文化的特點。

西方文化中，男女平等，女性獨立，甚至可以接受男人在家裡帶孩子。在香港的大小餐廳吃飯，經常看到男女之間AA分賬，甚至算零錢。香港的女性非常獨立，據報道擁有百萬港幣資產以上的女性人數甚至超過男性。無論在工作或是生活中，女人指揮男人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情。

東方文化中，男人要比女人強，學歷要高，收入要多。香港作為華人社會，也同樣具有這樣的文化特性。男人在結婚的時候，最好有房有車，最起碼也是要開始供樓。如果女人比男人強，男人就會承受巨大壓力，被認為有吃軟飯之嫌。老（男）少（女）配司空見慣，成熟的男人該有的什麽都有了，如果這個男人再有些身價和地位，這種結合一定會被祝福，幸福的生活等待著他們。而那些辛辛苦苦為生活打拼的小男人們，就只有瞪著眼睛看的份。

今年情人節，我們聯合在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海學聯、清華同學會等機構聯合舉辦了一場“讓心，有所屬”的晚餐約會，報名者眾多，超過100人，其中80%的報名者為年齡在25-35之間的適婚女性。整個報名過程中，女生咨詢的電話不斷，打聽有多少男生報名，年齡幾多，是否可以透漏更多報名男性的個人信息。春節前，我有一個女性朋友在香港博士畢業后決定回上海發展，問其原因，答案竟然是這裡找不到老公。

東西方文化在香港融合，雖然給商業和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好處，但雙重男女關係標準的并存，卻苦了這裡適婚的大齡青年，給他們的感情及婚姻生活帶來極大的困擾和壓力。媒體亦大力鼓吹富豪娶親，美女傍大款等社會片面現象，給一般人造成錯覺，仿佛男人沒錢就不用討老婆過日子了。

再加上如今的互聯網技術發展一日千里，宅男現象變得越來越普及，足不出戶就看盡世間美女，有文字、有圖片、有視頻、還能互動，進一步降低了青年男性在現實社會中尋找異性伴侶的動力。因篇幅所限，在這裡無法對更多深層次的原因展開探討，但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的社會，婚姻問題會成為一個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影響百姓的生活質量。

記得特首數年前在發表特區政府施政報告時提出，歡迎優秀內地未婚男青年通過人才引進政策來港發展。這一點非常必要，可以照辦，多多益善。

教育為GDP效勞 本末倒置

作為三年前的大學畢業生，我這輩實在聽到太多，也說了不少「一蟹不如一蟹」這論調。整體學生質素下跌（姑且當是事實）是一整代人面對的問題。我想，最根本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看待「教育」？如何理解「教育」的功能？

微調語言文件 教學只為保經濟

最近讀到教育局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有關「微調中學教學語言」的文件。在「微調的目標」一段，開宗明義便是「香港需要提升其作為先進國際城市及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以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此外，香港作為國家的一分子， 在推動國家的繁榮進步上， 擔當一個重要的角色。為此， 我們必須培養我們的下一代具備良好中、英語水平」。我感到茫然。

走過十多年的學生生涯，完全理解學生在學習上是功利的。但我萬萬想不到，原來主管教育事務的政府部門竟然也是這樣的想法，更在文件中唯恐別人看不明白，要清清楚楚道出「教育是為保持經濟增長」的大道理。

我在聖言中學完成了七年中學課程，聖言中學的校訓是『克明峻德』；後在香港大學修畢社會工作學士學位，香港大學的校訓是『明德格物』。我過去都相信，教育的最重要目標，不在於經濟效益，而在學生的全人發展，包括價值觀的建立、道德的確立、視野的提升、獲取知識和技巧等，而教育也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我的兩個校訓也讓我知道，要在學習中「明德」和「峻德」，可算是人文主義的範疇，著重德性的彰顯。經濟效益，極其量只是教育的一些很吸引人的副產品而已。

訓練思考 才能提高學生質素

但在香港這個以經濟、金融為基礎，以港式發展為硬道理的城市中，原來政府已默默將這些副產品作為教育的目標。報章引述，有中小企老闆說「大學生唔得多過得」、「上班首天便等待離職」、「不知自己想做什麼工作」等，更證明「職業訓練所」培訓出來的大學生們只是空有職業技能。

若我們（包括政府和民間）相信教育的目標不在製造為GDP效勞的人肉機器，而是為學生提供更多機會建立他們的價值觀，讓學生知道和確立他們的道德感，讓學生訓練出批判思考的能力，為學生創造發展其興趣的空間，讓學生了解他們和社會（不局限於香港）的種種互動，能提升學生的眼界視野、對生命有所反思等，那現在很有爭議性的一些政策，不管是母語教學還是小班教學等，也許能更妥善地推行，前述的老闆評價也許亦可大大減少。

羅健熙（註冊社工、民主黨教育小組成員、Roundtable成員）

濫用火星文的惡果

與同事午飯聚餐，席間同事甲向我們訴苦，說不明白其兒子的另類語言。

第四代香港人，雖然被日本漫畫及本地漫畫的口語化字詞荼毒，仍能用完整句子表意。再下一代的，泛指刻下的中學生，多以半符號半英文半數字的簡短句子表意，同事甲曾厲斥其子表達能力欠佳，語意不明，一整句談話內容欠缺主語謂語，只得動詞。

我搭腔說，這是火星文年代。由icq演變到msn的年代，年青人更不須依賴句子去表達心中所想，只須透過圖像(icon)，或一堆以標點符號組成的表情符號，上兩代人無法理解為何冒號加一個大階英文字母Ｄ等於一個大笑臉。上兩代人更無法理解以數字諧音代入以中文字為主的句子，例如：「喎系5系巧令」你根本無法拆解（decode）為──「我係唔係好靚。」又例如：「十卜」原來解英語的support。

筆者唸小學時，中文老師強調說話時不能中英夾雜，但目前的初中生，不止把兩種語言夾雜使用，他們更進化到把數字及倉頡原碼運用，成為最快捷便利的新一代共同語言。這種火星文的掘起，相信跟我們的即食文化有關，在香港，甚麼也要快，要快人一步，連溝通模式也一樣。這，到底是一件好事嗎？

於我這個古老石山而言，當然不是。假若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只餘下即食、快捷和便利，舊文化便會被沖擊，甚至消失。前人常鼓勵莘莘學子多讀報，學習寫作，當報章口語化、題材雜誌化，我不敢肯定後人仍有能力寫好中文，這並不關乎學制是母語教學或非母語教學，而是一整個社會的氛圍，根本就不鼓勵傳統寫作。

走過大街小巷的書店，打書釘的港人多圍在暢銷書藉那一台，或自助旅遊的另一台。令人側目的是，我曾發現一本「小說」，只是節錄二人的msn對話做內容，讀這樣的「小說」，真的有所裨益？真令人感到汗顏。難怪網上不少編輯對新晉記者有所批評，要替爛稿來個徹底整容。到底若干年後，報章會否只餘下圖片及照片說明那二句完整句子？

學上網虛擬消遺 長者不愁孤寂

嚴嚴冬日，路邊積雪結成濕滑又骯髒的冰，北面吹來乾燥刺面的凜冽寒風，如非必要都不會上街。時值學校假期，沒需要回校，夢醒後還留戀在溫軟的被窩，把電腦拿到跟前，先看電郵後查網誌留言再爬別人的網誌。

打機睇戲 床上充實玩一天

未幾，覺得肚餓，情非得已地離開睡床，把一打水牛城雞翼從冰格移到微波爐裏，沖杯咖啡，回到電腦前在itunes store買片看，邊看邊在facebook回覆留言和管理幾個網上遊戲的進度，看罷就玩PSP同時跟身在世界各地的朋友msn互通消息，然後在土豆網追看昨晚的《珠光寶氣》，再從書櫃裏隨便找本書讀寫寫網誌，一天時光如過隙白駒轉眼即過。

去年中出版，龍應台的《目送》裏，最後一章關於她父親離世前的種種經歷。八十多歲的人，手腳的靈敏度大不如前，還是堅持要開車上街買菜看朋友，甚至走到風馳電掣的公路上。後來出了意外，兒女們叫他不要開車，改叫計程車好了。可惜一輩子節儉的老父，捨不得叫車，從此足不出戶。

未幾，老父的背句僂了，眼失焦了，牙不能咬，未幾連走路也不會了。龍應台當醫生的弟弟說，老父的急遽退化，大概是從他們不讓他開車後開始的。也許，沒有了車，不能買菜，也少了跟其他人來往，少了精神寄托，確令人衰老得更快。

因為老化而變得行動遲緩，上街見朋友買菜等等的日常活動出現困難，生活失去了意義和目標，衰老當然加劇。我會想，當我和我同輩的人老去時，會不會遇到同樣的問題？還是，我們已一早習慣了透過虛擬網絡去交際娛樂？足不出戶，雙手不離鍵盤滑鼠，不就是無數宅男宅女的日常寫照麼？

老人行動不便 上網活動最好

當娛樂和交際都可以家裏進行，依然可天涯若比鄰地跟朋友會面，也可以日以繼夜地打電玩，每一個遊戲都賦與玩家新的使命新的目標，不愁沒有精神寄托。就算是身體開始遲鈍，再玩不了爭分奪秒如WoW跟Counter Strike等實時遊戲，還有無數回合制如三國誌和Travian等等。還可以在網上賣武器賣經驗值賺生活費，橫豎人們對虛擬世界躲在螢光幕後的真人沒有多大興趣，又有誰會在意於射擊遊戲裏被別人「兜背脊」的是個十歲小朋友還是個八十歲老人？

到底，這不過是個因想逃避工作而希望可終日打機的廿五歲學生的主觀願望，到七八十時還有沒有這樣的興緻就不得而知。不過，望著家中的老人，倒希望他們會上網會打遊戲機，總比白白地對著四面牆好。

女星洩春光 與辱國何干?

剛送走了多事的2008﹐想不到09年不夠一星期便來了個Deja vu -- 又一個艷照門。不過今次的主角"更壞更腐敗"﹐因為那是中國著名女星章子怡與外國未婚夫的比堅尼沙灘照。看著二人在沙灘上的親密纏綿﹐中國網民(特別是男性)不禁罵聲四起。

露乳、撫吻玉臀確是大膽動作。然而﹐這是在一個遙遠加勒比海的小島沙灘上和自己未婚夫的恩愛行為﹐不能說是荒淫無恥吧。章小姐是以演藝為事業的中國女性﹐並不是國寶。 說她崇洋媚外喪權辱國﹐只不過是近代中國人自卑情意結作祟吧了。

曾積弱百年 致集體自卑

為何自卑呢?當然與中國百年積弱有關。自十九世紀西方列強鴉片戰爭的蹂躪開始﹐中國人就被稱為東亞病夫﹐尊嚴盡喪。雖然1949年建國後的抗美援朝打得美軍不敢再輕視解放軍﹐李小龍的中國功夫也大聲地宣告了「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但中國人運動不行的「病夫」形象仍揮之不去。於是國家培育了大批優秀運動員。1984年奧運會零的突破到2008年北京奧運金榜之首後﹐中國人終於也在體育上成為第一。

在中國變成政治大國、軍事強國、經濟巨人、體育健將林立之後﹐竟然還為中國女星在海外與她老外未婚夫的偷拍照而群起攻之。如果是中國男星與外國女星的親熱照﹐結果恐怕會是天淵之別。因為她是「鬼妹」﹐是高人一等的 -- 中國文化中的「深層階級觀」與近代的「集體自卑情意結」原來未曾離開我們。

排斥方大同 大香港情意結

在最近的叱吒頒獎禮上﹐新進男歌手方大同奪得男歌手金獎。用國語演譯作曲的他﹐竟引來香港年輕網民說因為他不唱廣東歌﹐而不夠「Local」的評價。即使方大同的母親是香港人﹐自己也在香港住了十年以上﹐就因為他不是唱那些大路K歌(廣東話)和沒有美男子的條件，就被定為非香港歌手。無論那是對國語歌的恐懼﹐或是歧視內地長大的方大同之「深層階級觀」﹐方大同的確因為與香港樂壇普遍歌手不同而受批評。

香港是一個華洋雜處的地方。網民對章子怡的艷照門較多包容﹐顯然較內地網民少了點「集體自卑情意結」。可惜對方大同不夠「Local」的批評﹐卻無意間顯示出「大香港情意結」。新香港人如何自處﹐還須好好學習。

千金難買少年窮 挫折助成長

每個人都有「唔知自己想點」的時候。究竟這是第四代人身處的環境引致的錯，抑或其實所有人都曾走過我們這階段？不只是我們答不出「我的志願」，其實第二、三代年輕時也曾經答不出。但假以時日，我們總會明白「自己想點」，而誘因往往是挫折。

「唔知想點」 年青人通病

十八廿二，正是一個人的思想成型的時候。當時接觸到的社會，會對我們的思想有著極大的衝擊，一浪接一浪，改變少年的思想，漸趨成熟。面對身邊的轉變，失戀、讀書失敗、窮困等，而且可以是接二連三的發生。

四代人的框架，在以往哪一代人身上一樣通用，根本是年輕人的通病。你、我、他都曾經迷茫過，不知去向；誤打誤撞，又闖出一條生路。沒有人可以從一起步就走上正途，不容我們去嘗試、沒有跌跌撞撞，又怎麼能成長？以前聽過「英式教育法」（跟英國應該沒有關係），對子女完全的冷淡，任由他自己找出路，讓他跌到不再痛，敢於面對衝擊而成功。當然小孩子需要父母的愛心，不致於完全冷漠。可是因為過去一兩年的經歷，不斷跌倒，然後再爬起來，我倒開始感激他人的冷漠－－「千金難買少年窮」，不苦過，沒法成長。正如打爛仔交，打掉牙和血吞，每個人有數十隻牙，機會多的是，大不了搏到無為止。

名校小孩依賴補習 失去鬥心

近期替低年級學生補習是很好的經歷，他們是很好的觀察對象。雖不能以偏概全，找補習的多是家境好，讀名校的細路，問題是懶或是鈍。沒有人去逼不懂勤力，或是沒有人幫助不肯多花時間自己衝破問題。每月一千幾百補習，不算太大筆錢，但浪費了孩子自行摸索的機會。人仔細細，越多挫折越好，給打倒，再起來，不是為了報復傷害你的人，還應該感激對手給機會你變得更強。

雖然有些人在香港的社會脈絡可能永遠都爬不上去，裝備自己卻不受社會環境所限。去想自己希望的人生是怎麼樣的，不要做嬰兒車裡的小寶寶，只望嗟來之食，嘗試去找自己想做的事。有了目標，就放手一搏。這樣，我們才終於知道「自己想點」，找到自己的出路。

職場如戰場 新丁務必武裝

又完成了一次在港內地生集體求職面試培訓，又是20幾個即將奔向職場的畢業班學生。

每一次這樣的活動結束，我都有一種很複雜的心情，一方面體會到他們對求職的渴望，看到他們勇敢地邁出求職路上第一步。但另一方面，又很可惜的是，對於找工作，這樣一場走向社會的重要戰役，很多人準備得非常不充分，手無寸鐵者有之，丟盔棄甲者有之，赤身裸體者亦有之。

職場鬥爭激烈 強調團隊精神

從小到大，我們受到了父輩們極大的影響，他們要我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做個他們價值觀念上的好學生。然而，父輩們所處的年代和社會與今天差別太大，他們的職場更多的是象角鬥場，封閉、資源有限、要相互爭奪、缺乏技術手段、少數人才能生存。作為一個角鬥士，意識形態較封閉，技術手段單一落後，缺乏團隊合作，要爭個你死我活的結局。

30年過去了，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基本上改變了大環境上的特性，隨著全球化的影響，我們的職業環境已經不可能封閉，香港的職場更是早已融入全球市場，專業性技能要求越來越高，強調團隊合作，強調集團推進，價值追求的方式也更加多元，現在的職場已轉變為戰場，每支部隊的目標都是推進陣地，拓展領土。同時，要不斷發展引進最先進的武器，因為你不知道對手使用的木棍還是槍炮，而你要保證勝利，必須不斷升級。戰爭方式是集團作戰，每名戰士必須明白，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集體利益才能最大化，從而最終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

競爭全球化 須用先進武器

2009年全中國將畢業700萬大學生，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無法順利首次就業。在香港，青年就業亦是政府關注和重視的重要課題。走上社會的年輕人也大都是把職業發展當成人生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希望政府、大學、企業和社會各界投入資源，幫助大學生、年輕人去思考，去判斷，去實踐，發展職業意識，提高專業化技能，積累職業經驗，給年輕人打開一扇通向未來的大門。

未來的職場很殘酷，國際化的競爭，全球化的陣地，高科技的武器，我們年輕人需要全副武裝起來，走向年輕而殘酷的戰場，打贏每一場戰役。

原來我們都是Stephy

鄧麗欣（Stephy Tang，1983年10月15號—），香港女歌星，係香港歌唱組合Cookies成員，亦都係Cookies入面推出個人唱片最多嘅成員，總共推出3張個人唱片。早前經理人黃柏高指明要將鄧麗欣捧上「金牌一姐」嘅位置。鄧麗欣喺屯門佛教劉天生學校，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同埋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時裝設計系畢業。佢係2000年度《YES!》校花，後嚟加入樂隊組合Cookies成為隊長。之後o既事你同我都知道la，不再詳述......

如果你係依家o既Stephy，你會點繼續發展你的事業？

選擇1. 進軍大陸市場，與張靚穎、劉亦菲競爭。
選擇2. 進軍台灣與可愛教主競爭。
選擇3. 進軍國際與章子怡抉一高下。
選擇4. 留在香港，與Janice Man、江若琳鬥。

我想大家都心內有數吧。

很難想像Stephy可以成為明日的張曼玉、王菲。

大家唔好笑呀。

其實，這不是Stephy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我們大家都要面對的困難。我想陳冠中、呂大樂、梁款也有興趣研究這個問題呀。

其實，做到Stephy也不錯，可以出o下碟、開演唱會。佢d 戲在香港通常都有一千萬票房，雖然沒有海外市場，但由於成本低，老細應該唔使蝕。

當然，又未必無希望呀。只要做好自己，繼續努力，也許可以做到"劉華"，打入大中華市場。不過，對手比以前強。要加把勁才行。終極目標是"李小龍"，以香港為base，搶佔海外市場。

在此之前，依家都係要以Stephy為目標先。hahaha!

亞視應走大眾路線 勿爭中產

亞洲電視十日維新，以「電訊魔童」王維基辭職告終。王維基甫上任即表示，亞視要走中產路線，事實是先意承志，上任何定鈞一早已立下目標而毫無寸進。我不禁要問，為何一定選擇中產，中產觀眾群真的對電視台有幫助乎？

讀者可以自行做一次簡化的閱聽人研究（Audience Research）：自行記錄或留意一下家人的看電視習慣一星期。我家平日早上看無線及美國廣播公司晚間新聞，下午母親會看亞視台語劇，晚上先是香港電台資訊節目，然後轉到鳳凰衛視資訊台，再轉回亞視資訊節目，最後是無線雙線劇集，而周末幾乎只看亞視的資訊節目。

電視劇標榜奢華 脫離民眾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亦指出，時事及資訊節目確為亞視的賣點，而2008年第三季的調查更反映出，「娛樂」節目總平均欣賞指數正急劇下挫中。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劇集及娛樂節目的中產意識過剩。加拿大學者Marshall McLuhan有句名言「媒介即是訊息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媒介可以影響人類如何觀察世界，而決定社會的轉變。放諸電視管理層的思維，就是無意識間塑造中產意識，令嚮往中產的群眾藉消費充斥中產生活的節目，發個中產夢，或是自行實現中產的過程。

甚麼是中產意識？譬如無線的雙線劇、處境劇、甚至資訊、娛樂節目，提倡都是品味、高格調（實際是高消費的代名詞）、高質素生活。留意劇中人的衣、食、住、行：衣著入時、滿身名牌；在香港核心家庭（父母及一至二名子女）普遍之時，劇集中依舊是大家庭，一家人圍在桌邊吃飯時勾心鬥角，或是兩個人在高級餐廳解決早午晚三餐；住在高尚住宅區，家有四房或以上，裝修以實木為主調，聘有工人；很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大多是以私家車代步；更甭提下班泡酒吧等典型中產生活的想像。

有線或NOW 已成中產選擇

如果這些想像代表香港整體電視觀眾構成，香港的堅尼系數應該不會是0.53，代表嚴重貧富懸殊的數字。八十年代的日常生活，經過媒體的中介、解讀、轉述、挪用、再建構，變成無線的「香港八十」系列。透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針砭時弊，是往日香港電視劇獲大眾支持的原因之一。今日電視劇跟普羅大眾的生活愈離愈遠，基層民眾生活似乎在時事及資訊性資節目才可見到，文本跟現實完全分開。

希望張永霖你行行好，回歸大眾，中產的早就看有線或now，用不著看亞視無線。

延伸閱讀：
彭嘉麗 (2008) 2008電視節目欣賞指數第三階段調查結果概述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McGraw Hill

競爭全球化 新一代壓力驚人

讀呂大樂教授的文章，他說自己年少時沒有功課壓力，下課後便是通山跑，不亦樂乎。稍為年長一點，才要花點點氣力準備升中試。相對於今天，充滿對「多元智能」概念的社會，一個小朋友最好琴棋書畫樣樣皆精，今日的莘莘學子，自進幼稚園就開始受的壓力，相對於上一代人，可謂大巫見小巫。

無獨有偶，這情況並不只出現於香港，亦存在於美國。筆者的博士論文導師是位來自比利時的教授，跟他談起，他也說不明白為何現在社會的壓力如此大，他的兒子在報考大學，每日唸書至夜深，還要兼顧運動比賽和社區服務，這些都是美國一流大學收生的考慮條件。教授說跟他的童年相比，他兒時放學就把所有時間花在足球場上，準備星期日的比賽。直至大學畢業試前的個幾月，才開始認真讀書。

幸早生二十年 琴棋書畫免精通

上述兩位教授都聲言自己的童年都在足球上渡過，然後似是輕鬆地登上教授的位置。我不清楚這是不是兩者的誇張描述，一方面誇大兒時玩樂的程度，另一面省略做博士研究的辛酸，藉以隱晦地顯示自己聰穎過人。不過，憑我自身經驗，也覺得自己幸運地早了廿年出生，高中以後才需要發力，否則在人有我有的朋輩壓力下，自幼稚園起便會不斷地被安排參加琴棋書畫班，好讓自己的CV上有多幾行。

問題是為甚麼現在人們的壓力都大了這麼多？是不是單單因為教授們的一代人，幸運地遇上戰後全球經濟重新起步的順風車，順利地到達今日的位置？現在我們流行的是所謂「全球化的挑戰」，意即新興國家數以億計的大學生在跟我們爭工作爭飯碗。暢銷書《世界是平的》指今日很多勞工密集的工作都被移到低工資的發展中國家去，已發展地區的人民要保持一貫的生活質素，就必需面對來自全球的競爭。

人人退一步 免陷囚徒困境

競爭得太過劇烈，因為怕被人佔領自己的位置，就唯有努力工作。如是者，生活就給工作佔據。本來，工作是用來換取實踐自我的空間，但當工作太過繁重，把人的靈魂擠得乾涸，連自我都忘記了，工作反而失去意義。有時想，可不可以大家都退後一步？反正大家一起懶惰一點，其實如果都是一樣。同時，大家多了點空閒，豈不快哉？當然，這是個prisoner's dilemma，是一個有上億個參加者的遊戲，為了保住自己的生活水平，只好努力地工作下去，壓力亦由此而起。

海嘯改變人生 三代不同獨白

新香港人寫了差不多一年了。當時創造這空間的原意﹐是給第四代香港人一個在主流媒體發聲的空間。一年了，我想以博客形式的遊戲文章來作個紀念﹐即使他們都是我認識的人。

廠佬的黃昏
我是戰後出生的。在香港輕工業興起的時候緊跟大隊賺第一桶金﹐也曾與未成超級暴發戶的大劉同檯品酒﹐搭上內地官員時又撈了個甚麼人大代表玩玩。當然﹐二奶也包了不少。曾經﹐這是一種很寫意的生活。

只是﹐沒有遠見的香港政府與我﹐並沒有把山寨廠的長遠發展當成一回事。十年﹐二十年過去了﹐仍然是那幾種玩具與服裝。然後﹐金融風暴沙士毒玩具毒奶金融海嘯等等把我弄得雞無鴨血。和上面合作的生意也被人用計騙了去。在外地讀書的不肖子醉酒駕車撞死人。到六十歲生日那天﹐醫生告訴我有前列腺癌。我瞞著家人﹐自己上深圳做手術。

沒人可傾訴﹐唯有寫博客。這是我第一篇文章。

金童之末路
我今年四十六歲﹐是其中一間四大會計師樓的合夥人。我是憑雷曼兄弟這客戶上位的。對了﹐就是那間天殺的投資銀行。我是負責那客戶的主要合夥人。今天解僱我的決定被三分二的合夥人投票贊成通過。十多年的血汗就這樣一筆勾銷。

我還記得自己高考成績不理想﹐進不到大學。費了好大的勁才好不容易擠進四大會計師樓由低做起。我沒有結婚﹐會計師樓的人都說我是大長今。但我無法抽離。97年做了負資產﹐直至八年後才翻身。現在一個海嘯﹐甚麼都沒有了。

沒人可傾訴﹐唯有寫博客。這是我在超高級超高層豪宅的天台上最後一篇文章。

創作與地獄
作為最後一代在殖民地時代長大的香港人﹐我選擇了一門不賺錢的行業 -- 做作家。為了那虛無縹緲的所謂理想﹐我浮浮沉沉九年了。沒有買股票﹐更沒有買樓花﹐永遠在綜援線上下徘徊。結果﹐九年感情的女朋友終於受不了分手。

在香港真的是沒錢沒尊嚴嗎?沒有市場價值的才能就不是才能嗎?為甚麼就是養不起寫作的人?朋友可憐我﹐給我在花園街做小販賣炸豆腐的工作機會。這就是追求理想的下場嗎?香港不是文化沙漠。香港是文化地獄。

沒人可傾訴﹐唯有寫博客。這是我以作家為職業的最後一篇文章。

港人做順民 回歸前後都一樣

某談政治科的課要作專題簡報。討論過民間電台、功能組別、國籍和公民權，簡報完都很清楚社會上究竟發生什麼事。了解事情之外，導師經常要同學答一個問題：背後的原因是什麼？來來回回辯論一番，最後的結論，全部都指向港英政府留下了大量未能解除的「炸彈」，而回歸後的中央政府為了方便管治，亦不會拆彈。換言之，香港無論回歸前後，都一樣只是殖民地而已。

無容置疑，香港以往是殖民地。所以港英政府如何壓榨、拑制民間社會，不讓你開電台發聲，不讓你進議會為民請命，只可嘆無可奈何，殖民地就要有殖民地的樣子，不給你是應該，給你的是施捨。只要人人都認為自己被英國人從頭上壓下來，做個順民，那就可說是「長治久安」。

給你BNO 沒有居留權

某年的施政報告演講，彭定康一出來不是談他的施政，而是講香港如何從漁村變成金融大都會的故事。你看，英國人把香港經濟弄得多麼好，作為香港永久居民是多麼美妙的事。你不需要爭取你的公民權利，現在不是挺好的嗎？不需要做中國人、英國人，香港人就最好。結果真的人人都認為這就夠了，除了九七回歸人人急於逃亡，才會關心自己的英國護照原來沒有居留權這問題。

回歸不是回到祖國爺爺的懷抱，只是給裝慈祥的惡人擄走而已。97以後去旅遊，國籍一欄要填上「中國」，真是令人苦惱的問題。BN(O)只能作旅遊證件，給中國政府硬變成中國公民都算了，明明我有特區護照，為什麼上大陸要多加一張回鄉證？

你必須愛國 但勿管內地事

又想起《心繫家國》，一味叫你愛國，宣揚祖國很好很強大，從沒說過作為中國公民應有什麼權利。這跟港英又有何異呢？以「愛國」之名，只要服從中央的領導，香港就能風光多五十年，教育出一班乖乖的順民。當人人都覺得自己作為中國公民很基本的自由出入境權不重要時，更加沒有人會去質疑大陸統治的正當性，就算有都給港人嗤之以鼻，這人怎麼得閒過頭搞屎棍。

回想「新香港人」，特首叫我們應該從國家整體發展的層次看問題，我們也天真的以為回歸了當家作主了，有權參與國家事務。只怕國家根本不放你在眼內，跟港英時代的殖民者一樣，你只是他們眼中被統治的一群順民，當香港人就好，不要多管內地的事。

沒有香港的香港地 沒有歸路的新香港

月初的香港社會與文化研討會，一眾學者各自描繪「香港地」。我們在尋找怎樣的香港故事，就有多少個解讀。香港人這身分，從來有不同的故事，卻無從整合成「老香港」、「新香港」以至「新香港人」。走到回歸後殖民年代，我們仍然跟成龍哥哥一樣，活在獅子山下天天高呼「Who am I」。

一港多味 誰是誰
我城的歷史、經濟以至傳媒，均不斷重提「由小漁村變成金融中心」的史觀，彷彿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之前，並沒歷史可言，也沒有其他說法。從中國歷史脈絡中剝出去的香港，一如被強迫獨立的新加坡，既不願依附中國，又割不去血脈、文化、經濟的連結。「香港」到底是中國、英國、或是香港？

回歸前後，香港人、內地人、外國人以自己角度書寫香港的歷史，有的為爭取「香港」這論述的主導權，有的彷如為「殖民」寫上句號，各種不同議題，有意無意間思構出「一港多味」的身分。走在不穩定的鋼線上，各種解讀中呈現的香港，是誰的歷史？「香港」真的蒼白無力，何其弔詭的無法說清香港，「香港人」面目模糊，無處容身？

歷史如午夜夢迴之幽靈
我們不斷追憶逝水年華，莫不是在尋找已然消逝之物，拾回名叫「香港」及「香港人」曾經存在的證明。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榮休教授Ackbar Abbas說，一切最壞的可能性已都被設想過、發生過，於是現在如早有預備的災難，「香港人」沒有現在，只存於消逝的歷史之中。金融海嘯，簡直如重遇八七股災、九七金融風暴、零三SARS的亡靈，過去似曾熟識的一幕一再重演，甚至恒指下跌的姿態也再三輪迴，升得高的終於都會低墮。

我們不是「香港人」，也不是中國人，更不是英國人。香港從來都活在時代的夾縫之中，自以為是沒有文化歷史的沙漠，而看不到本土蓬勃的地文化；自我放逐於金錢世界之中，催眠自己是金錢動物；擁抱大陸之時，自我忘記自己的生活方式，盡力歸化成中國人，硬要訴說香港人中國心的「大話」。

新香港人，大概就是重新起步，對自己的文化身份，不再沉默和被動。我們想留住長大的地方，想爭取空間說話，想更遠的走出去，更多的回報自己的家，「且向心內，仔細追尋，找那安然o既我。」無需刻意找尋，無需刻意抗拒，此刻我們就是新香港人。

我們再不是在光明中，尋找那失落了的鎖匙的人。我們可以，可能。

延伸閱讀：
Abbas, Ackbar (1997).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王宏志(2000). 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 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王宏志、李小良及陳清僑(1997). 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 台北: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奧巴馬是政客 抑或明星？

奧巴馬贏了，在我看來，這是明星的勝利，不是政客的勝利。

如果談政治，我真的無法看出奧巴馬究竟有什麼樣的優勢。出生復雜，黑不黑，白不白，還有些伊斯蘭概念，相當不正統；沒有戰爭經驗，沒參加過越戰，更沒去過伊拉克；沒有外交經驗，最多也就是算小時候在東南亞混過，還去過幾次非洲老家；沒有行政經驗，沒做過州長，連鎮長都沒有做過；沒有財富家世背景，聽說以前為競選還欠了一屁股債。唯一的優點可能就是努力學習，上過哈佛大學法學院。這樣一個條件，擺在美國，可能一抓一大把，怎麼就讓他當上了總統了？

出身像陳水扁 談理想煽情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看到奧巴馬演講，我都感覺替美國的未來擔心。他講的很有激情，講的很有理想，但是最大的問題是他什么理想都敢說，什麼空頭支票都敢開，那就好像是說選了他，世界必將發生巨變，從此將與眾不同。

你猜，我覺得奧巴馬象誰？看得越多，我越覺得他象兩個人：

第一個人是陳水扁。陳水扁也是出身貧困，自幼苦學，名校法律系畢業，做過專業律師，善于演講，極具煽動性，同奧巴馬一樣。最重要的是，他敢開空頭支票，并且拍著胸脯打包票。這是一個明星政客。最后結果如何？大家都知道，且不管那些貪污腐敗是不是真的，總之，他對臺灣百姓的承諾，對改善臺灣的經濟、提高百姓生活打得那些包票，基本全盤落空了。

第二個人是劉德華。每當劉德華在電視里出現，向觀眾朋友問好的時候，我都覺得他的氣質和形象特別適合做政治。還記得他在電視里說：今时今日咁既服务态度系唔得既。這句話的效果，簡直比特首說多少遍“提高香港服務質素”的施政訴求都起作用。

魅力似劉德華 給擁躉希望

不僅是香港，大江南北都知道劉德華說過的這句話，其影響力不容小覷。以至于近些年來，大家時常說起不如請劉德華出來選特首，如果一人一票，保不準選出個劉特首。再說，劉德華的名字也吉利，按照中國領導人起名字的慣例，德華是個很好的意頭，說不定做完特首，還能進中央。

比較一下，覺得奧巴馬不太可能會落得個陳水扁的下場，畢竟人家是成熟的西方式民主社會。奧巴馬更有可能做一個明星，明星最大的特點是給人以夢幻般的希望和無限的美好。你看奧巴馬選舉勝利后發表演說時，臺下選民激動地情緒，簡直就是fans看到心中的偶像，激動地掩面哭泣。好吧，那我們就當奧巴馬是個明星吧，反正現實政治的結果已經讓美國百姓傷透了心，不如讓奧巴馬多給大家帶來一些精彩演出，填補心靈的空虛和苦悶。至于政治，讓那些公務員們去做吧。林肯可以做總統，奧巴馬應該也可以做明星。

其實我希望奧巴馬既不是陳水扁，也不是劉德華。

政府與黑幫 「管治」雷同?

「政府跟黑社會的分別在哪？」這是我在中大的教室裏遇過最具顛覆性的問題之一。吊詭之處是它問兩者之差異，諷刺地暗示其實兩者十分相似。

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溫嘉德殊（Sudhir Venkatesh）年初出版了《Gang Leader for a Day》，描述他在芝加哥大學唸博士時，往貧民區做田野考察的經歷。貧民區是政府興建的住宅，主要為低下階層而設，是三教九流聚集之地。因為安全問題，絕大部份時間警察和救護人員都不會進入該區。黑幫趁著權力空檔，進駐並支配貧民區內，進行他們的商業活動。

為免警方介入 力保區內安全

當地黑幫的經營妓院和販賣毒品，目的是爭取最大利潤。他們希望一切商業活動可以穩定地進行，因此不容區內發生嚴重罪案，因為若驚動警方介入區內秩序，他們就難以進行各種（不法的）買賣，直接影嚮生計。

於是，黑幫頭子就肩負確保社區運作暢順的任務，包括維持治安、商業秩序、民生、外交等等。如果任何人的行為超出黑幫可接受的「道德底線」（影嚮商業運作），就會被警告罰款甚至毆打。舉例說，在黑幫的管理下，強姦搶劫盜竊發生的次數遠比街外少，癮君子們覺得比週邊安全才全願意居住，他們是黑幫的收入來源；商業活動也受規管，絕不容許詐騙（如將私自把毒品稀釋出售）的情況出現；黑幫亦鼓勵區內的年青人上學，不要在街上流連，可是頭子們並不關心他們的學業，只希望把他們困於課室裏，免得在街上生事；幾個有穩定勢力的黑幫間維持某程度的商業來往，因為在共同利益下，發生任何事端都會直接影嚮他們的商業利益，互惠的經濟關係可減低發生衝突的機會。以上的種種「政策」，目的都是為了確保商業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貧民無選擇 只能默默承受

把毒品和娼妓等等商業交易的具體細節抽空不談，書裏描述黑幫頭子每日的工作，跟資本主義社會下政府的基本運作極其相似。由政府收取稅項以保障普羅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商業活動的正常運作，到為年青人設立的學校和社區中心，以至二戰後各大國間的經濟合作協定，跟上文描述的黑幫活動均有異曲同工之妙。

當然，在貧民區裏，黑幫頭子們同時擁有司法執法立法的權力，人治色彩濃厚，亦是商業活動的最終得益者，區內的政策都傾斜於他們的自身利益，無別處可逃的居民只能默默承受。大抵，這是跟我們的政府的最大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