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養「即戰力」 年輕人變中求生

最近，就業市場的情況看來很不錯。不少朋友也在近一、二個月轉了新的工作，加薪幅度也不少。然而，我對香港就業市場的長遠前景看法仍不是很樂觀。

發展前海 香港服務業競爭大

作出上述擔憂的理由包括：產業轉移的過程仍然繼續；內地政府最近積極發展位處深圳的前海，所推進的現代服務業正正是香港的重要產業，如果其發展的速度是快的話，香港的相關產業將會在短期內面臨激烈的競爭。

再看得長遠一點，我認為人民幣的資本帳終會開放。很多現時只有香港金融機構才能提供的服務，到時候也要面對內地和海外同業的競爭。

目前香港各相關產業的發展情況應該很不錯，否則就業市場也不會那麼好景氣。然而，受內地的急速發展的影響，形勢可以變化得很快。我記得，約在2003至2004年的時候，號稱「世界工廠」的珠江三角洲，正是欣欣向榮，吸納了不少我的朋友到那裏從事製造業相關的工作。但到最近一、二年，受着成本急速上漲和內地政策的改變影響，不少廠家已搬離珠三角到內地的其他省份或東南亞國家。我有不少原在珠三角從事製造業相關工作的朋友，已難在當地謀生，而轉到長江三角洲、四川一帶工作。

聽到這些朋友的新發展，使我聯想到，會不會有一天，自己在香港幹的產業或工種會被淘汰，而要到內地或其他國家找工作？

謹慎保守理財 盡力減低負債

不過，現時談論上述的問題似乎有點杞人憂天。目前最重要的還是繼續提升能力，以做好自己份工。當然，我們也要做好準備，以便在轉變來臨時，自己可以更輕鬆地面對：例如可以在理財方面作保守的選擇，盡力減低負債。

由於每月需要償還貸款的金額不多，因此可以讓自己容易地在事業上作出轉變的決定，例如把握到海外任職的機會，投身一個有潛力的新行業，甚至是創業等。畢竟作這類轉變的其中一大代價，很可能是收入的下跌和不穩定。

除此之外，我們更可以提升自己的一般技能，這對自己從事不同行業和職位都會有用。當然，這類技能也有不少，我們要有所選擇才行。國際著名企管大師大前研一就在其著作《即戰力》提出，問題解決能力、英語能力和理財能力最重要。他特別指出，比起從前，問題解決能力顯得更重要。21世紀是個沒有標準答案的時代，環境和條件隨時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要解決問題，我們也不能老是沿用以前的方法或理論，而是要不斷假設與驗證，找出新的方法才行。

英語能力 解難能力 理財能力

另外，處於全球化的時代，跟不同種族的人一起工作的機會愈來愈多，而英語是世界通用的語言，所以良好英語能力是從事很多工作的基本要求。至於大前研一談及的理財能力，是指對資產管理的能力。在利率低企的時代，也顯得很重要。

總的來說，我認為大前研一的提議很切合這個時代的需要，對我們很有參考價值。至於如何提升這些技能，大前研一也提出了很多方法。由於本文篇幅有限，希望下次再談。

讓座不讓座 悟資源分配

最近常在總站上車搭地鐵，眼前滿是一排排的空空的長椅，我問自己一個問題：究竟我應不應該坐？
我是個電腦人，工作時除飲水如廁外，絕大部分時間坐在辦公桌前，雙腿從不費力。於是在地鐵列車上是坐是企，分別不大。不選擇坐下的主要原因，是覺得總有其他人較自己更加需要座位，反正自己年輕力壯，多站十幾分鐘毫不礙事，那就把位置留給別人罷了。

老弱顛倒站着 打機青年無視
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抱着同樣的想法。常見地鐵上老人家孕婦顛顛倒倒吃力地站着，面前卻是坐着幾個四肢發達正在專心打遊戲機的青年。心裏不禁道出句《無間道2》的經典對白：世界不應該是這樣的。

我在想，如果我正坐着，眼見面前有需要的人，我必會讓座。可是，倘若我在登車時放棄了座位，也等於放棄了後來讓座的權利。日後眼見不公義的事，如果缺乏資源，又何能挺身而出幫助別人？面前的位置，如果我放棄了，反正遲早會有其他人霸佔的。而其他佔據了座位的人，又未必會用得其所。重新審視最初讓座的理由，也就不再站得住腳。

寧先佔座位 待最需要者出現
我自信比普遍人能更有效地（或更公義地）分配資源，所以，結論是當望見地鐵有位時，好應該當仁不讓，先把座位佔據，好讓有需要的人出現時，方把資源拱手讓出，無謂由得它們落入不當的人手裏。
把問題推而廣之：假設我是個心地善良、樂於助人、希望公義得到伸張的人。當看見社會上出現一些有限的資源，自己又可以合情合法地取得這些資源時，那我們應否考慮自己的需要？又應否考慮社會上是否存在更有需要的人？
我選擇放棄資源的原因，是我想把它們留給更有需要的人。但問題是，我怎樣做才可以保證資源落到他們手上，而不是被打遊戲機的四肢發達佔據？資源，就如地鐵上的空椅，如果缺人管理，很容易會用得不得其所。為了令資源妥善分布，先決條件是有分配的權力，其中一個最容易的方法，是把它們先據為己有。總站裏地鐵上的空椅，為了列車乘客未來的福祉，我還是自己先坐好。
當然，上述的討論，只把問題簡化為「坐或不坐」的二分問題，其實欠缺了第三條出路：把資源讓給比自己更有效管理的人。

富者愈富 基層怎起飛

無線《新聞透視》最近製作了一個節目叫「透視三十年」，首集題目「上游．下游」，討論社會的階級流動問題，訪問了黎智英和梁振英。

黎智英小時候從大陸來香港，十二歲在工廠當童工，其後創辦了服裝連鎖店和傳媒集團，版圖已從香港伸至台灣。梁振英大學畢業後加入測量師行，三十出頭便成為該行二百年來最年輕的合夥人，現在有意競逐行政長官。

我最感興趣的部份，是記者分別向他們問了同一個問題：如果你出道在今天，你還會有這麼成功嗎？

黎、梁二人不約而同答「會」，而且十分肯定：今天的機會比當年多得多。

黎智英梁振英：今天機會更多

「八十後」一定覺得他們在說風涼話，誰都知道七、八十年代是香港經濟增長最快的黃金盛世，各行各業雞犬皆升，機會豈會不及今天。但細想一下，他們說得沒錯：今時今日，只要能出類拔萃，得到的回報遠比三十年前巨大。

手上沒有香港的數據，但可以參考《經濟學人》兩週前一篇文章談及美國的貧富懸殊：在七十年代，收入最高的五分一人口，薪酬增幅是14％，最低的五分一人口，是9％。到九十年代，首五分一人的加薪幅度躍升至27％，但最低的五分一，只增加10％。換言之，窮人沒有變窮，只是有錢人的財富增加速度加快了。

再看另一個同樣是美國的數據：在1980年，首1％收入最高的人，比餘下九成人口多賺十倍；到2006年，他們能多賺二十倍！這不再是"haves"和"have-nots"的問題；是"haves"和"have-mores"的問題。

想想科技（尤其互聯網）帶來了多少資訊、資金和交通的便利，還有中國和印度崛起所帶來的龐大市場，就會明白，黎智英、梁振英若出生於1981年，三十年後，他們的財富和成就，很有可能會比今天更豐碩。

新一代：不是沒機會　是欠平等

這樣看來，今天「八十後」嚷嚷的，不是機會不夠──對「叻仔」來說，今天的機會一定比三十年前多──而是最頂尖那1％「叻仔」，和餘下那九成人之間的差距，被跨張地倍增了。「八十後」不止在抱怨「沒機會」，更是在投訴「欠平等」。三十年前一個中游分子，今天會覺得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今天一個中游分子，三十年後也會覺得自己過得比窮人好，但和富人之間的距離，卻將非常遙不可及。富者愈富，貧者即使生活質素沒變，相對之下也會覺得自己比以前更貧窮，對社會的不滿亦由此而生。

對「八十後」來說，社會的貧富懸殊令他們憤怒，行業之間的貧富懸殊更令他們沮喪（同樣是會考狀元和大學畢業，試比較從事傳媒和從事投資銀行的薪酬差距）。政府要著手解決的不是令那最頂尖的1％過得更舒服，或令財富更加傾斜於金融和地產業，而是如何使其餘九成人口感到有出路、有機會。面對類似的問題，美國的奧巴馬總統至少提出了「衞星時刻」"Sputnik moment"的口號。香港呢？